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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金城淹没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五十一军的军部里却是灯火通明，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处以上的军政要员们，都兴冲冲地应邀前来赴宴。身着便装的刘忠干参谋长更是春风满面，拱手将客人们一一地让进了大厅。
酒酣耳热间，东校场方向突然枪声骤起，一时满座皆惊人人失色。刘忠干参谋长却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请大家不必惊慌。为安全起见，委屈大家到下水巷营房暂住，务必莫要随便走动。”
被软禁在西安西京饭店里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做梦也没想到他远在兰州的老巢，这时也被冯梦瑞跟他的通信科长李翔云等控制并掀了个底朝天。
在绥署被查抄的同时，解方也率人赶到了中央军第二军的炮团。通过喊话，他对该团的团长、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晓以利害，并兵不血刃地使该团全部放下了武器。
相比之下，东校场与机场的争夺要激烈得多。胡宗南部负隅顽抗的蔡、徐两个团长被击毙后，其残部终于被全部缴械。
来自兰州的捷报，终于使张学良跟杨虎城长长地吐了口气。
宪兵三团的团长、侍从室三组的组长、蒋介石的堂侄蒋孝先被当场击毙。新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虽身负重伤，经及时抢救后却已无生命之虞。蒋介石躲进了骊山山腰一块虎斑石的背后，被找到后立即送进新城大楼。仓惶出逃中他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古都西安，成了让举世震惊，寰球瞩目的焦点。
钱大钧是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司令时的参谋长。两人因私交甚笃而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因此到西安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时，张学良虽再三力请，钱大钧还是被蒋介石给换了下来。雀鸠换巢，原侍从室主任晏道放任西安，成了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参谋长，钱大钧留居庙堂，接替晏道刚成了蒋介石的新任侍从室主任。
因猜忌而临阵易将，被放任在外的晏道刚因祸得福有惊无险，而留京做官的钱大钧却因福招祸而险些送了性命。
晏道刚虽为人忠厚，却一时难以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因此虽身兼要职，但对身边酝酿多时并即将发生的天翻地覆事前却是一无所知。从睡梦中被惊醒时，到处打电话参谋长却找不到他的副总司令，电话打到绥靖公署时，接电话的却不是杨虎城，而竟是他找了多时都不曾找到的张学良。
“发生了什么事。。。。。。我。。。。。。我也说不清。。。。。。在新城大楼。。。。。。我也不自由啊。。。。。。你还是到西京饭店暂避一时。。。。。。”张学良急中生智的一句鬼话，竟为忠厚老实的将晏道刚深信而不疑，于是他也稀里糊涂地被忽悠到西京饭店，并一头钻进了囚禁南京大员们的樊笼。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跟省主席邵力子一样，他才有幸没有卷入这个漩涡。要不，他跟邵力子即便是跳进黄河，怕是也难以洗刷清白。
出于私人感情，钱大钧虽不便帮张学良说话，却对其对委员长的苦谏哭谏乃至诤谏都深感同情。直至事发的前一天，他还对张学良“火车头有些毛病，要不要修理一下”的建议深信不疑，从而使委员长的专列有车无头而变成了一堆废铁。故南京除了“委员长已死于流弹”，“委员长受到公审，已被处以极刑”，“委员长已被押送陕北，移交共匪处置”，“张学良劫持委员长以媚日”等谣传外，还多出了一条“钱大钧勾结张学良劫持委员长，欲取而代之”的猜测。是那险些要命的一枪救了钱大钧，要不，任凭你钱大钧浑身是嘴，恐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莫辩了。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挂上去刚刚一年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牌子，被摘了下来，新挂的牌子上，“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十三个大字赫然在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西京日报》，也更名为《解放日报》；改组后以王一山为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杜斌丞为秘书长的“陕西省政府”，也已开始施政；以高崇民、杜斌丞、王菊人等组成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也同时开始运转。
“委员长。。。。。。”前来看望的张学良正要向蒋介石道歉、说明自己并无恶意、所争的只是政见，只是想说服委员长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蒋介石却不容分辩，刚一张口，张学良便被他打断了：“不要叫我委员长。我不是你的委员长，你也不是我的部下。”无论张学良作何解释，蒋介石只是充耳不闻。
“让委员长受惊了。”见是杨虎城，蒋介石立即变得和颜悦色起来：“啊！是虎城。快坐，快坐！”因为杨虎城从没劝过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更没有像张学良一样为此跟他大吵大闹，因此蒋介石低估了杨虎城并寄一线希望于他。
“虎城啊，张汉卿犯上作乱，想必你事前并不知情。”蒋介石问道。
“不，是我俩一块干的。”杨虎城说。最后的一线希望已经破灭，在“哦”了一声后，蒋介石立即黑下了脸。
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将一封匿名信递给了杨虎城。打开看时，上面写的是“救委员长于危难，建千载一时之功”。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找张学良商量，准备将蒋介石秘密转移到新落成而还没有来得及使用的高桂滋公馆。
高公馆位于玄凤桥，与张学良的公馆只有一路之隔，的确是一个最理想的所在，张学良立即表示赞成。
当宋文梅、孙铭九与白凤翔去接蒋介石时，蒋介石却一眼认出了白凤翔，他还以为要枪毙他，于是便一口拒绝了：“我哪儿也不去。我是行政院长，绥署是政府的地方，要死我就死在这儿。”说着他竟一头钻进了被窝。
知情后，张学良跟杨虎城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陈静远却笑着说：“带着枪去请人家，难怪把人家吓得半死。我倒有个主意，不妨一试。”
身着布衣长袍的陈静远，来到了蒋介石的住处，轻声叮嘱负责警卫的刘光复说：“听说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又到了西安。这个女特务可是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绥署这地方又事多人杂，委员长身系全国你可千万莫掉以轻心。进出的人都要严格检查，包括给委员长送饭的服务员和看伤的医生。”
陈静远对刘光复的万千叮咛，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格外注意。当听到“南造云子”时，他不禁打了个激灵，顿时想起了这个女特务对自己两次未遂的暗算，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对陈静远说：“那——那还是换——换个僻静点地方吧。”
“委员长果然是个聪明人。”尽管是晚上，陈静远还是命人给蒋介石简单地化了妆。在去高公馆的路上，蒋介石对颇有好感的陈静远说：“你是个好人。张学良真可恶！事前还领着人去给我‘照相’。”
在高公馆，刘光复换上了便衣，大门口的明哨也都换成了暗哨。背锅子睡觉——内紧而外松。
来自西安的所有消息均被捷足先登南京所封锁，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被作乱犯上的谣言所淹没。本应大快人心赢得举国上下一片欢呼的壮举，得到的却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口诛笔伐。尤其令张学良杨虎城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苏联及其最高领导者斯大林，竟也指鹿为马，毫无根据地将西安事变说成是日本的人的阴谋，骂张学良是叛徒，是强盗。
唯有《益世报》说了公道话。在《以国家为前提》的社评中，《益世报》撰文指出：“其实抗敌才是目的，而其他均为手段。目的不可变移，手段实可迁就。与其争手段而败坏目的，何如保目的而通融手段。。。。。。算外账不算内账，是我们对同胞的不断呼吁。”
南京方面首先得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十二日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被何应钦找到家里，在戴季陶的极力怂恿下，三人为解决事变所定了调子是——以武力讨伐张扬。
在会议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政府迅速地分化为和、战两派。李烈钧、冯玉祥等人虽极力主和，却又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于是让主战派又一次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急调集结在豫东的中央军昼夜兼程开进潼关直逼西安，并命空军轰炸西安周边等地向西安示威，给张、扬施加压力。
黄埔系以蓝衣社为主的两千余名少壮派军官，竟在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怂恿下，于南京的炮标礼堂举行“白衣誓师”，为发动内战推波助澜。
以宋美龄为首的皇亲国戚们闻讯后立即从沪返宁。宋美龄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会场，并厉声地质问何应钦说：“辄则动武，居心何在？想炸死委员长吗？”对宋美龄擅闯并大闹会场何应钦亦怒不可遏，大骂宋美龄是“以妇人之见，干预国家大事”。
英籍奥澳大利亚人端纳，怀揣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跟蒋介石的亲笔信，奉“懿旨”急飞西安。作为张学良的前顾问跟蒋介石的现顾问，身为白色人种的端纳，自然而然的成了沟通西安跟南京的和平使者，并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大作用。
蒋介石破罐子破摔，坚决拒绝沟通的顽固态度，西安一浪高过一浪的杀蒋呼声，渭南一阵紧似一阵的炸弹声，使张学良杨虎已城意识到被他们抓在手里的蒋介石，是一只带刺的豪猪。
在张学良深感孟浪又仿徨无策的时候，以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不失时机的到了西安。共产党人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疑给方寸大乱的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杨虎城颇觉意外。杨虎城在吃惊的同时，亦不得不为中共以德报怨的胸襟所折服。
一架飞机盘旋在西安上空，在刺耳的警报声过后，惊魂未定的西安军民才发现从飞机上投下的并非炸弹，而是刊有张季鸾文章的《大公报》。
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张季鸾替蒋介石说话的同时，字里行间却也不乏对西安军民的同情与理解，同时还一再暗示“和平统一”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中共的宽宏大度，张季鸾的良苦用心，端纳独闯被南京方面视之为龙潭虎穴的精神，以及是宋美龄的亲笔信，使冥顽不化的蒋介石不能不为之所动。特别是信中宋美龄关于南京“戏中有戏”的提醒，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对张、扬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同意让蒋鼎文持自己“停战三日”的手令，飞南京命何应钦暂时鸣金罢兵。
国舅宋子文也冲破重重阻力，以个人名义再闯“龙潭虎穴”，落实并带回了“三位一体”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愿望。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其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终于与西安的“一体三位”坐在了和谈席上。经过两天的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六项：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增加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关于对红军的接济，宋子文答应由周恩来张学良商定后，他保证予以拨付。关于西北的军事与政治，继续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主持。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上述协议，但却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履行签字手续。
不履行签字虽有悖于惯例，但为了不使和谈因这一形式之争而趋破裂，周恩来说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