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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 “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 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 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 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 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 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 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 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 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 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 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 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 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次第点 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 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 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 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 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 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 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者快：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 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 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 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 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 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 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 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 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 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 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 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 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 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 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 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 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 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 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 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 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 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 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 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 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 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 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 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 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 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 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牵强附会。 老侠：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性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 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 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说什么，语言最具欺骗性。我 相信肉体的反应，言词可以说谎，肌肉的抽搐说不了谎，除非他修炼到卓别林的表演水 平。像樊纲、陈凯歌这种大腕儿，搞经济学引经据典，拍电影神圣庄严，但一上中央电 视台，背的全是报纸，溜着呢。甚至那张脸那种表情那种语调都是报纸，而且是头版头 条。这种人格极为怪诞。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权，后来福柯教给我 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 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 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 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王朔：其实他们这种硬撑的姿态也挺不容易的。 老侠：最可悲的是中国的文化人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几千年帮凶帮闲者而不自知。 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 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 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 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三顾茅庐请你出山，也是为了让你做权力的马前卒。所以庄子宁愿以“天地为棺椁， 以日月为避壁，星辰为珠玑”，以大自然为坟墓，被地下的蝼蚁食，这也要比走上政治 的祭坛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轻松，就做一块冷血的石头。 王朔：我看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与老庄有关。这点鲁迅看得最深。另两个呢？ 老侠：汉代的司马迁。他虽是太史公，但因李陵案受牵连被割了那个玩艺儿，他的 声泪俱下的《报任安书》，说自己文不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武不能为皇帝征战沙场，自 己的角色不过是“倡化所蓄”而已，也就是自己是汉武帝养的那些高级妓女和优伶。但 后来的知识分子，连这点起码的清醒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读了几本书，动不动就要做王 者师。其实，在帝王们的眼中，从来没拿你们当回事。唐太宗登基后，第一次科举考试， 看见下面跪着一大堆饱学之士，他哈哈一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掌之中。还有一个嵇康， 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因为山巨源来信劝他去做官。他知道官场的险恶，更知道 文人做官顶天了是个高级奴才而已。后来的知识分子一代不如一代。像宋代的王安石、 苏轼、朱熹什么的，他们做官与他的写诗、搞学问没什么区别。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嘛， 士大夫心中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种无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与当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侠：对。“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把我当人我还知道怎么活，且活得有滋有味 壮怀激烈飘逸潇洒。你一拿我当人，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了，无所措手足，弄到最后， 投湖自杀。屈原被楚怀王逐出宫廷，就是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他可以在反抗中独立 中活出人的自尊，可他想不开，投湖了。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 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或经国大计。 王朔：这么值钱的夜晚，恐惧要在坟墓中也继续回忆了。 老侠：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 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 王朔：就没有能硬起来的。 老侠：有。陈寅恪、梁漱溟。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北京多次请他从广东北上当历 史二所的所长，他提出约法三章，上面不接受他就不去，挨到最后，陈寅恪还是没有北 上。他在中山大学，除了“文革”时受到一些冲击外，上面对他基本是礼遇的。大跃进 后的困难时期，陶铸在广东主事，保护陈寅恪，给他配了高干级的特供，别人连肚子也 填不饱，陈却能吃到鸡蛋、肉、糖等。陈寅恪已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了。但要是 与法国的现代圣女薇依相比，仍然不够层次。薇依是个纯粹彻底的圣徒，她和萨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