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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书记到伙房里找我，了解大响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有关大响的一切都说了。
大响成了名人，市里有关部门也派人前来调查。这样张张扬扬地过去了半年。
麦收的时候，县粮食局一号库老鼠成灾，准备请大响来逮鼠。消息很快传开，市电视台派了记者来，带着录像器材，省报也派了记者来，带着照相机和笔，据说有几位很大的领导也要来观看。
那天上午，一号粮库的防火池里贮满清水，池旁排开一溜桌子，桌子上铺了白布，白布上摆着香烟茶水。县里领导陪着几个很有气派的人坐在那儿抽烟喝茶。
半上午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院子，大响从车里钻出来。他穿着一双皮鞋，一件藏青的西服挂在身上，显得十分别扭。我寻找着他脸上那谜一般的微笑。
从轿车里把八匹猫弄出来就费去了约十分钟，猫们显得十分烦躁，尤以山猫为甚。
总算开场了，记者把强光灯打在大响的脸上，那微笑像火中的薄纸一样颤抖着。强光灯打在猫脸上，猫惊恐地叫起来。
表演彻底失败。我听到一片骂声。
水池旁一个戴眼镜的人站起来，冷冷地说：“彻头彻尾的骗局！”然后拂袖而去。
莫书记急忙追上去，脸上一片汗珠。
我的脸上更是一片汗珠。
一九八七年十月
遥远的亲人
一
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
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黏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二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舍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
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儿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什么。我们猜到了她的意思。如果真有“心灵感应”之类东西，八叔在台湾一定会心痛吧。毫无疑问，大奶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母亲。
小姑姑在我们的沉默中红了眼圈，她说：
“你们八叔有信了。
我说：“听俺爹说了。”
小姑起身，从柜子里摸出信给我们看。信很简短，没有特别的话，信纸里夹着一张彩照，照片上有一个穿西装扎领带脸庞长大的老男人和一个中年肥胖女人——肯定是第二八婶了——与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男人与我想象中的八叔相差太远了。
小姑姑眼泪汪汪地说：“你八叔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大爷爷生前算过卦，说你们八叔还在，果然还在呀……你大爷爷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报应啊……”
小姑姑又给我们说她接到信时浑身都凉了，哭一阵笑一阵。又说把八叔的消息给大奶奶一说，大奶奶把正涮着的碗往锅里一掼——
“放屁，放屁！”大奶奶挥舞着炊帚，脏乎乎的刷锅水淋了小姑姑满脸。她骂了两句，嗓音突然低落，浑浊的老泪涌流着，呢呢喃喃地说，“我没有儿子……一辈子没生过儿子……”
“娘，真是俺哥的信呀！”小姑姑说着，哭着，“您看照片上，俺哥，俺嫂子，这是您孙子，这是您孙女儿……”
大奶奶抬起袖子揉揉眼，把那照片远远地送到光明里，看着看着，擎着照片的胳膊像被利刃斩断的树枝一样折下来，整个人也如同一堵墙向后倒去……
其实是八叔的信要了大奶奶的命。
小姑姑叹息着说：“四十多年，一家人受了多少磨难，最苦命的是我……”
哭够了也说够了，小姑姑用毛巾擦着通红的眼皮，叮嘱我们：“你们八叔有信的事，咱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张扬出去。”
我说：“其实没事，海峡两岸已经开禁，许多老兵都回来探亲了，八叔迟早也要回来。”
大哥踢了我的脚一下，站起来告辞。
走到梧桐树下时，八婶清清爽爽的形象又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三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来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浑身上下放光彩的八叔跑来了，他招呼亲戚们去吃面条——新婚早晨阖家吃面条，并挟走了我大哥。
大哥说八叔结婚那天早晨，前来吃面条的人足有一个连。大奶奶黑着脸站在锅灶旁边，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说大奶奶太抠门儿。儿子结婚的大喜事儿，竟擀了些掺红薯的杂面条儿，煮出来黏黏糊糊，像糨糊一样。如果是穷也罢了，明明有十几石麦子在厢屋里囤着，硬是不舍得给人吃。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里第一个男孩，全家珍贵着，惯出了他很多小性子。大奶奶端给他一碗杂面条，他耍脾气不吃，哭着要白面条吃。大爷爷正在药铺里跟人喝酒，听到大哥的哭声，便带着三分醉意过来，问了几句，明白了端详，双眼立刻发了绿。他狠狠地瞪了大奶奶一眼，骂一声：“狗食！”然后，撩撩袍子弯下腰，端起一盆杂面条，大步走到猪圈外，隔着土墙，把面条倒进猪圈里。大家都被大爷爷给吓愣了。大爷爷只手提盆进屋，将盆往锅台上一掼，对着大奶奶吼叫：“给我重擀！用白面，用最好的白面！”大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大爷爷抄起一根擀面杖冲上去，立刻被人们拉住劝说：“大掌柜的，别发火，别发火。”大爷爷用擀面杖指着大奶奶吼叫：“你给我滚起来，要不我休了你！”大奶奶怔了怔，低声嘟哝着什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腚上的土，斜眼看看大爷爷，依然嘟哝着，走到面缸前，揭了缸盖，一瓢一瓢，往外舀白面，大奶奶的泪珠儿一串串落下。母亲说她是哭她的白面，不是哭别的。
总算打发了众人的肚子，大奶奶又跑到猪圈里去哭。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