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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牡谌湃宋铮巳嗽抢ど呈窒拢�1995年投靠佤邦。魏学钢异常低调神秘，至今外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2002被他美国列为全球十二大毒枭之一，悬赏200万美元。被通缉的魏学钢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佤邦从此不谈魏学钢，但也从未撤销过他南部军区司令的职务。
对于这一点，鲍有祥自有他的解释，“那我找不到他，怎么交他呢？他们也来要过了，但我找不到他。他们来要人之前，广播里都说了，提前都知道了要被抓，那谁不跑啊。就是人家要来抓我，我也要跑么，凭什么要抓我，我还要问清楚。但是他和我们毕竟不同啊，他可以说属于生意人。2002年以前魏学钢在佤邦的排名里还是属于领导人，但现在不属于了，可是我们也没有公开撤他职，也没有公开地处理他，就是无形当中不见了，他也等于不在了。作为这个地方的领导人，我首先还是要保护我自己的人民，这是我的责任。那至于人家怎么说，一切责任都由我来承担好了。他们是生意人，有些时候我们感谢他们支持了佤邦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不单是他一个，有些人如果不是在政治方面犯了法，我们还是原谅他们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3）
外界传说这两位佤邦的当政者，都在1989年之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因此怀疑钱的来路和毒品有关。但鲍有祥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你看人家有橡胶地，有果树，我都没有。因为我掌握着公家的钱，反正我投资都属于公家的，我个人没有。我个人唯一有的，就是在松埔电站投资了四百万，房子我是有的，其他没有了，我没有一分钱。如果我死的时候人家会奇怪，这个老倌有钱怎么翻不着什么，那个时候人家就会晓得，这个鲍有祥是个穷光蛋。像人家说我独裁，我做一盘生意赚一小点钱，我都是拿来搞建设，我从来不揣自己的腰包，有些生意人揣自己腰包，我就是一块石头，已经奠基在佤邦了，我也跑不脱。”
据说李自如在老家云南有上亿元的个人投资，对此他对他的生财之道解释到，“我一休息就来我的田上地上。我从小就是农民家庭出身，小的时候在家里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放假回家还要和大人一起做活，去犁田、犁地，去放牛，什么都搞过。我大姑娘都说，我的爸爸只会找钱不会用钱，因为我不喜欢用钱，因为我们从小家庭比较穷苦，养成了省吃俭用的这种习惯，不喜欢用钱，我们生活比较简单。酒我不吃，过去爱抽点烟，现在我的身体因为心脏有毛病，医生说烟也不要抽了。酒我不会喝，烟不抽，有时候茶我也不喝，饮料我也不喝，多数时间就吃点白开水，吃就吃两顿饭，牛奶也不会吃。一个我节省，一个我什么都搞过。比如我打了砖也是一行生意。因为本来是老百姓要跟我借钱，说是要去买砖。后来我就想，你借我的钱去买人家的砖，钱被人家赚掉了么，那个钱还不如我来赚。我就去买了几台打砖机，我来打砖，我借给老百姓砖。除了我的胶农要的以外，我可以卖，最后平下来，我差不多可以得四十万块钱。你看这是小生意，但是大账你算起来是很划算的，小本生意赚大钱，这是人家看不起的。邦桑还没有做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外面不了解的人肯定想不到我是要靠种田和做砖来挣钱的，大家就觉得我们肯定是毒枭。因为这个地区的确存在毒品，所以人家这样怀疑。这样说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那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不罪么。”
佤邦原来一个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鲍有祥说为了方便供电，教学，他要将村子并拢，“起码一百家以上，最少不能少于五十，这样我们好供电，好找老师。二十户一个村，派老师麻烦，供电也是麻烦，开会也是麻烦。我就下了这个命令，最好是两百户以上，但实在没办法了，五十户不能少，五十户一户一个小娃也可以搞一个班了。一是好教育，二是好供电，三是好供水，我的思路就是这个，让他们开始集中。我们以前就像猴子一样，隔老远一家人，你都找不到他们谈话，走在路上一淌汗，心情都没有了。城市里的人，天天都在脑海里接受的比较新的东西，这里的人住得远，一两天见不着一回，也不跟别人讲一回话，怎么会不落后？这个不行，一定要改变。”
禁止种植罂粟，当地的老百姓就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那我们将来靠什么活呢？”李自如主张在禁绝罂粟后，积极发展替代罂粟种植的产业，可以把橡胶作为主要替代作物来解决佤邦人的经济问题，“海南产橡胶，广州产橡胶，海南的橡胶平均每亩的收入大概是八十公斤左右，变成干胶以后广州这一带的大概是一百二十公斤左右。”当他开始算账的时候，就是活脱脱一个精打细算的老农。
但是他一次次出行时身边越来越多的卫兵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将永远生活在战场上的人。他的生活并不太平，“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军人。如果我是老百姓那就自由了。是军人就有敌人，俗话说杀人多的人才能当将军。我们在战场上，如果打仗胜利了，那肯定杀人多。杀人多的才是胜利者，战争本身就是杀人。过去坤沙还没有被打垮的时候，坤沙家就经常派人来想做，他们要我们鲍总和我的头，一个头一千万。后来我又倒着给他们说回去，哪个拿到坤沙的头，我给他五万缅币。我说我们鲍总的头和我的头，还很值钱，一个值一千万么，我说坤沙的头就值五万缅币。五万缅币现在就是五分钱不到，一发子弹钱不够。”
佤邦的军营很多，令人吃惊的是，军营里有众多小孩，是从小入伍的雇佣军。他们每个月的薪水是10到20公斤大米，终身服役，将来即使离开军队也只能算休假，战争时要随时准备归队。虽然不怕打仗，但李自如并不希望下一辈的小兵们还要在打仗中过活。“打仗并不是好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打仗实际上就是一种灾难。特别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更大。”
传说中的佤邦神秘而且封闭，而鲍有祥也曾经多年抱着不愿解释的心态对待媒体，无形之中这就给别人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感觉，甚至是不易亲近。“我们有时候，师长团长他们吃饭都不敢和我们一起吃。所以有时候我都生气，我们当官的没有福气。吃饭都不跟我们吃。打牌都不跟我们打在一起，都怕你。这种老是过着被人怕的日子也挺难受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4）
昆马被中国的群山所环抱，这里是鲍有祥打游击时的根据地。2002年美国人用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佤邦的罂粟种植成倍增长后，曾通过盟邦泰国透出消息，不排除对佤联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当时有人分析，如果打起来，昆马就是鲍有祥最后的退路。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还有他的母亲住在这里。人们都说他是个孝子，可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世上最亲的人就是父母。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世了，我就觉得我关心妈妈还不够。”鲍有祥的母亲由他妻子照顾了四十年，到现在婆媳关系仍然非常好，鲍有祥总说“母亲她更爱我太太，她不爱我。”
美国政府称他为“继本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首级价值300万美元，对此鲍有祥不置可否，“我们连炮仗都搞不清，还把我们叫做什么恐怖份子？我认为美国说这个，是为了要称霸世界，以这个借口那个借口说人家，他们要来打佤邦，凭什么呢？我们有的那些枪和子弹还是缅甸共产党留下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给缅甸共产党的，如果不是这些枪，我们也就没有枪了，我们没有搞什么爆炸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制造那些爆炸物品，更谈不上什么炸弹炮弹了，完全是胡说了。”
“如果他们真的来打，那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我认为他不会用打伊拉克的办法来打佤邦。他的坦克又爬不了山，又爬不了崖子。那个时候我鲍有祥不用打，我的老百姓一人一支枪，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撂到两个，我的老百姓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地方。我鲍有祥，老百姓这些人是打过仗，生存过来的人，三十多年的战争已经教育了佤邦人民，我们不怕催泪弹。但是他们凭什么来打？他们应该想好一下，那么贫穷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浪费他们的炮弹，他们会后悔的。打伊拉克他是想控制石油，对佤邦，除非他想来种佤邦的大烟，那他来打吧。”
不仅是传说中来自美国的打击，来自政府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也一直存在，有专家分析，战争的阴影是佤邦禁毒的主要障碍。禁毒之后，佤联军将没有足够的军费保持缅甸最强大地方武装的地位。刚刚结束的佤邦政治局会议有了若干的决定，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因为吸毒，并牵涉进制造化学毒品的案子，被撤销了中央警卫团团长的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佤联军将裁军20％，部队的建设重点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这些事件可以看作是佤邦为明年禁种所作的准备和决心。
“毒品是世界的敌人，更是佤邦人民的敌人，我决心把金三角改造成无毒的地区。佤邦的人民种植罂粟100多年，越种越穷。如果不清理，一代传一代，民族会灭亡。若是国际支持我，我要这样做；若是国际不支持我，我还是要这样做！”鲍有祥这样表示。
今年秋天，佤邦的烟农将要播种最后一季罂粟，这种美丽而邪恶的花朵，真会从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吗？一家著名的媒体曾这样描述：看上去鲍有祥像是那个能带领佤邦禁毒的人。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战争的威胁，百姓的贫困，特权带来的腐败，或者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佤邦真的已经开始摆脱命运的两重诅咒。那么鲍有祥、李自如这两位乱世英雄，在金三角历史上的角色将和坤沙不同，而佤邦的百姓也会因此拥有比“活着”再多一点的尊严和希望。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1）
在美国的东部，从首都华盛顿到邻近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一带被人们称为“生物技术谷”，与西部加州的“硅谷”遥遥相对，是美国医学和生物高科技的摇篮。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许多突破性进展就是从坐落在这一带的许多研究机构中发端的。其中执牛耳者，就是庞大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即NIH），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和资助机构。
国立卫生研究院创建于1887年，隶属于联邦政府卫生部，总部设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拥有75座建筑物，占地120多公顷，总资产超过23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目前一年的预算高达27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全年科学研究经费的总和。在这个研究院里工作或接受过其资助的人，有许多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间有106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5位获奖者的成果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取得的。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群中，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通过几个曾经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过，或者同这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人知识分子，来窥探一下他们这些“科学怪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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