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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于衣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人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
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呷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米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志头也只是在她脑于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张5月19日的门票，也就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两张票不再是包厢，而且是座位既靠边又靠后的经济票，不管是选择的演出场次还是座位，都照顾到了叶子农的低调性格。
买好了音乐会的门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叶子农还在餐桌看时装画报，抬头看着进门的戴梦岩，笑了笑，说：“嘿，你也不歇踏实了再来战斗，这连续作战的战法不适合解决非理性矛盾。”
戴梦岩也不说话，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进厨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后用托盘端来两杯滚烫的咖啡，把一堆时装画报往一边推了推，放下咖啡。
叶子农看了看咖啡，笑着问：“啥意思，缓和？还是战斗升级了？”
戴梦宕坐好，歉意地说：“是我不冷静，我们重新谈。”
咖啡太烫了，叶子农轻轻抿了一口，说：“你这咖啡……能当谈话基础用吗？”
戴梦岩说：“能，这次是真拿出气量了，谁的理站住脚就听谁的。”
叶子农看着她，确信她说的不是气话了，这才说：“好。”
戴梦岩说：“不管怎么说，生命是第一位的。”
叶子农说：“那赵一曼、张自忠岂不亏死了？你得说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还有第一吗？这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适用的概念，不能滥用。群众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军人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对于军人和警察，使命和荣誉是第一位的。”
戴梦岩说：“过去共产党搞地下斗争，都是钻老鼠洞了？”
叶子农说：“斗争与生活、政治集团与个人、政治斗争形式与个人生活态度，属性和规则都不同，没有类比性。”
戴梦岩说：“好，我说的没站住脚，该你了。”
叶子农说：“柏林不给居留只能回北京也罢，来巴黎给梦姐当差也罢，都是我个人的正常生活，没刻意躲什么。如果我是必须死的，你已经让我多活了几天，这就是真相。对于理论上的危险，不否认，不放大。咱别用‘必须’抬举自己，咱没那么重要。”
戴梦岩质问：“理论上的危险就不是危险了？”
叶子农说：“车祸、酗酒、自杀、天灾……哪个都比政治谋杀死的人多，人类就不生活了吗？我也不是非跟活过不去，过马路我也走斑马线，地震了我也往外跑。人嘛，活着就有麻烦，就得有担当。谁都不想有麻烦，也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能躲过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该受的，这就是生活。一辈子自我鄙视，那是生不如死，那还活个啥劲呢？那才是必死，连个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从鼠洞里走出去不一定死，起码还有个碰运气的机会。”
戴梦岩说：“别嫌我锣嗦，我再问你一次：态度比活还重要吗？”
叶子农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戴梦岩从包里拿出刚买的两张音乐会门票放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拿起门票看看日期、座次、票价，明白了，也愣住了。
戴梦岩说：“我不懂政治，我信你，你觉得比命都重要的东酉，那就一定很重要。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好呢？我也不希望你去做对国家不利的事。”
叶子农放下门票，说：“如果因为我出事了你就背包袱，那我还是在屋里待着吧。”
戴梦岩起身走到门前，拿下了那条丝袜，塞进包里，坐下。
叶子农小心地问：“塞包里啥意思呀？”戴梦岩说：“我那边还有一只呢，我穿啊。”叶子农以咖啡代酒，端起杯子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戴梦岩说：“听你的，不找死，不找活。”然后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叶子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谢谢！”戴梦岩说：“自由了，出去看看巴黎？”叶子农说：“吃。”戴梦岩说：“我哪顿饭饿着你了？”叶子农说：“活命的吃跟美食的吃，不一样。”戴梦岩想了想，说：“那我就先带你看几家餐馆，都是巴黎有名的，就当兜风了，喜欢吃哪家你自己选。”叶子农高兴地说：“好。”叶子农来巴黎以后，从机场到派拉姆公寓就是他对巴黎的全部印象。一个多月了，他没有迈出过房门一步，甚至没触摸过门把手。当他一脚迈出房门的时候，他的心里获得了一种挣脱压抑的轻松，作为一个他这样的社会成员，他承担了他认为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
派拉姆公寓的保安都知道309号住着一个从不出门的中国籍男人，当戴梦岩与叶子农一起走出公寓的时候，楼梯口和大门口的保安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叶子农。
戴梦岩驾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兜风，叶子农惬意地抽着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开阔的视野。从这一刻起，他们这种不是恋人的关系又翻开了生死担当的一页。
戴梦岩开着车，冷不丁地说：“我恨奥布莱恩。”
叶子农说：“恨倒说不上，单就这事说，不怎么让人尊敬吧。”
戴梦岩说：“我没你那么大度。”
叶子农淡淡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赶上就赶上了，没啥大不大度的。”
戴梦岩说：“你不是人吗？”
叶子农说：“好歹你也是受过洗的，该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吧。”
戴梦岩点下头说：“知道，《圣经》里的。”
叶子农说：“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