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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隐达笑道：“领导是不是关心人，不在于说多少话。”
刘平忙说：“关科长说的是。”
关隐达说：“刘平，别叫我科长，就叫隐达吧。”
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也就由他去了。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他们弄不明白，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有时候，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人们便断定，关隐达前程无量。
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关隐达知道，他同陶凡亲近起来，就因了书法的缘故。像掌握了某种官场秘笈，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有回地委秘书长吴明贤请教关隐达：“老弟，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对你却那么好。我摸不着头脑啊。”
这是个危险话题。关隐达忙玩笑道：“吴秘书长说笑话了。
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笑笑也行，骂几句也行。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那是谈正经事，自然要一本正经了。”
随便吴明贤怎么说，关隐达只是敷衍过去。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好歹也是地委领导，还是这么不老成？吴明贤说的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他却全部说了出来。
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吴明贤却是使劲儿套近乎，还送给他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叫《操纵上司术》。关隐达只看了书名，不太自在。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回去翻了几页，就没了兴趣。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翻译者哗众取宠，弄了个吓人的书名。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这本书只是在关隐达的枕头下压了几天，就被他丢掉了。
别说关隐达现在没有操纵欲，就是他有那心思，陶凡又岂是谁操纵得了的？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虎气是天生的。哪怕当初他只是副书记，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气度就不一样。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再也没人敢去坐。有一回例外，他的那张沙发让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坐了。他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郭达马上让了位。郭达开了玩笑，想替自己解除难堪：“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陶凡只作没听见，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
官场人说话含蓄，比方说谁有个性，多半是说他脾气坏。
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下面干部有意见，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牢骚背地里发，当面还得服服帖帖。谁也弄不明白，张兆林又不会吃人，大家为什么怕他。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并不仅仅把他当做大内总管。
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后来让个别人知道了，原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一传，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却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
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 “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道：“你去办吧。”
陶凡刚来西州，在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没房子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子，吃饭也是现成的。”
张兆林捉摸透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头。”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说：“请示我干什么？我没房子住，就嚷着要建楼？”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紧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部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陶凡说：“不建楼，建平房吧。”
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陶凡却没有笑，只道：“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干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张兆林答道：“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要改良。”
“不要改良了。全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子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头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那些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出什么大事。这年头，总像要出事的样子，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
（二）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那些剿匪功臣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的老干部工作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老干部局看着羡慕，却不知这中间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
这些老人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
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什么生擒匪首活阎王啦，什么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在山东老家的农村里。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过了好多年。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前几年老婆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人几十年都闷着股气，既进不了城，又不想正经当农民，所以总是受穷。
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家人都把他当神经病。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住的是六十年代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剑，或提着菜篮子。
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老人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老人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是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一出门，财务室里的人就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
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见着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不知道，守在办公室里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
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又望着陈永栋拖着长辫子走出办公楼，消失在下坡的阶梯上。他们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
陶凡早就知道陈永栋这个人了。说来也怪，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他。陶凡的脑子里，陈永栋只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时，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
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没有办法，也得硬着头皮去碰碰。
可是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