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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
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动情。
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
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
记者沉默不语。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