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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
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
“什么乐趣？”
“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能举个例子吗？”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
我也笑起来了。
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