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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人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掩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巳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