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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闽骄傲，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儿十人，评委坐在课桌后，桌上面铺着鲜红的绒布。这是一个有点简陋的场地，但人站在了这里，这里就是真的。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这几个字，“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闻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结束后坐在台下等着离开，有位不认识的同行移坐身后，拍了下我肩头：“今天早上我特别不愿意来，但听你讲完，觉得有的事还是要把它当真，不然就真没意思了。”
演讲结束时间还早，我去公园。拎了瓶冻得结实的冰水，像平常那样找个僻静处，木凳上－－躺，满天浓荫，虫鸟声无已。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后记
三年前，我犹豫是否写这本书时，最大顾虑是一个记者在书里写这么多“我”是否不妥，六哥说不在于你写的是不是“我”，在于你写的是不是“人”。
这本书才得以开始。
当中数年我停停写写，种种不满和放弃他都了解，不宽慰，也不督促，只是了解这必然发生。我才有气力写下来。书稿完成后他承担了大量编辑工作，编辑时他曾说过有点悠然的快乐，是我作为作者的最大奖赏。
余江波是我《看见》栏目的原同事，这本书很多具体的材料与修订工作都是他的心血，他曾是我博客的读者，一再告诫我，不要偷懒简单地使用过去的材料，读者是不会满足的。必须重新与生活打滚，不断地深化材料，他的严苛是对的。
感谢何帆承担了这本书相关法律问题的修订工作。也感谢张宏杰，汪汪，老颓，牟森，土摩托，三年中，写是一件不知所往的事，还好有朋友相互伴随。
谢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杨静武、周昀、陈凌云，他们对书中每期节目的内容都进行了核实，对书稿的结构与文字提出了中肯的见解与建议，使这本书得以规避很多毛病。
感谢梁建增先生对这本书的爱护与关切。感谢张洁、李伦以及所有共事者对我的全部宽容。书中封面照片是在重庆开县麻柳村采访时陈威拍摄的，部分现场照片由席鸣拍摄，感谢他们。
老范现在是《看见》栏目的主编，与我一起工作，老郝当了妈妈，我们仨没有失散。
感谢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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