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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
“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