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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艺术与良心（3）
做人要凭良心，艺术也要凭良心。凭良心讲，卡赞获奖的资格毋庸置疑，一如他的白圭之瑕毋庸置疑。怎么办呢？只好是有人同意而有人不同意；有人起立，有人就是不肯起立。今晚，不论是表达内心的敬意还是鄙夷，二者都不容易做到，真的，都要拿出几分勇气。
卡赞旧案属政治事件，端坐抗议也是政治表态，这篇稿子起先的题目是“艺术与政治”。但艺术家不事政治，也并不都会遇到政治麻烦，于是改成现在的题目。卡赞长得古怪丑陋，大而无当的鼻子霸占颜面，鼻梁鼻翼疙疙瘩瘩——这倒与他过往的劣迹无关，也非关良心，那是上帝的事。他的代表作回顾集锦颇有几段悲壮动人的画面，诚然大师手笔。这金像奖与受奖典礼是他一生的艺术的报答，抑或是他一时过错的报应？当他扫视全场，镜头也扫视全场时，天可怜见：一位老人，老艺术家，在他毕生最光荣的时刻不得不将自己同时交付给无以逃遁的难堪，众目睽睽。呜呼！昔年麦卡锡分子和今晚的来宾都不肯放他一马。四十七年前他出庭时经历怎样的内心挣扎？同此刻相较，孰难，孰易？
所幸我未被传唤出庭或被邀请参加奥斯卡盛会。居家坐看电视更不必牵动良心。瞧着卡赞老苍苍站在聚光灯下斜举奖座左顾右盼、结结巴巴，我怜悯他。我竟也传染到难堪的苦味，而台下的场面又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好生佩服。在沙发上久看电视身子会斜下去，那一刻，我不由得缓缓欠身，直坐起来。
1999年3月
4。 艺术与艺术家
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将电报扔进废纸篓。事在1946年。但他与吉洛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还没完。以下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页—214页：
我提醒他，马莱伯曾指出，对国家来说，一个诗人的作用还抵不上一个成天玩九拄戏的人。“没错，”巴布罗说，“柏拉图为什么说诗人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要这样，实在是他们只能如此，国家从国家角度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赶出去；而他若是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不会想要被人认可，这正是艺术家的天性。
“艺术家一旦被认可了，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人们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什么要捍卫文化，要给文化以自由，纯属荒唐。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是要艺术家自己去夺取，而不是由人赐予。它不像某个原则能够加以确定，而一旦确定后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此原则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反对现存秩序。
“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者能怎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法国前卫诗人）。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
“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对国家来说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这一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反之，要是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也就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只有在这么一种时刻，在这么一种压力下，才会有具真知灼见的人。
“人只有在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家，因而对艺术非但不该加以鼓励，相反应当压抑艺术。”
1999年3月28日
5。 艺术与自由
摘自《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著，周仲安、吴宪、姚燕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11页：
米罗走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我们收到卡恩韦勒寄自巴黎的快信，信中还夹着一份纽约来的电报。
此前，我们已听说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谴责现代艺术将导致政治颠覆的怪论，这些论调类似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煽动性演讲，也是目前俄国人津津乐道的。唯一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国会议员把现代艺术视力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而俄国人则将现代艺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腐败”。持有这种论调的人都是美国亚文化阵线中的极端分子，而纽约现代美术馆显然是抵制这类人的一个中心，这份电报便是这一抵制中心所急切发出的“心灵的呼声”。签名的有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雕塑家利普切兹，以及当时该馆绘画与雕塑部门主任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电报是经由卡恩韦勒的美术馆发给毕加索的，全文如下：
美国新闻界和美术馆反对绘画与雕刻自由表现的声浪日见高涨。支持平庸之辈和功利主义者的巨大压力重新兴起。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重申他们的权力，将于5月5日在现代美术馆召开会议。您的支持对会议的成功意义重大。请来电声明您强调艺术创新有必要予以宽容。电报请发百老汇大道1775威斯尼。
电报里附有回电费用业已预付的收据。我把电报给巴布罗（即毕加索）译了出来，又给他念了卡恩韦勒的信。卡恩韦勒已读过电报，他的评语是“胡说八道”。对于日益高涨的反对艺术自由的声浪，卡恩韦勒反问：有谁在乎？对于那帮人谁也不必担心。他又说，或许他错了，毕加索也许会觉得有必要强调对艺术创新应有宽容之心。
巴布罗摇摇头，说：“卡恩韦勒是对的。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东西，的确不该获得自由。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一旦艺术成为官方性质，并向所有人开放，它就成了新的学院派，”他将电报往桌上一扔，“我怎能支持这种观点？要是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行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
“眼下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强有力的学院派艺术可以是值得与之抗争的，也许可以说，学院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而这对现代艺术是很不利的。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就在于它能否冲破种种障碍。清除障碍的结果无非是：艺术变得空洞乏味、苍白无力、毫无意义，艺术的价值将等于零。”
巴布罗仔细看了那张预付款项的收据。“得，他们白白为我浪费了938法郎。”说着，他将收据扔进废纸篓。
1999年3月28日
6。 美术馆（1）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
——杜尚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都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许是好奇心），当我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就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
警卫长不穿制服，西装笔挺，巡逡各馆，手里永远提着步话机——闭馆了。忽然，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缓缓移动，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这时，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
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手提摹本通过时，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但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确认无诈，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馆，就像小说《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探完监，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偏头审视摹本：“哈！艾尔？格列柯，不可思议。你保管发财——等一等，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你可骗不了我！”
老头子名叫乔万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当值，这位来自文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实一片空白。
撑到闭馆出门，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着，还清清楚楚地做梦。
但随即醒来。饿醒的。
记得获准留学，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说，“到了美术馆，就吃点面包、香肠，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么！”
后来呢，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其实是自己穷。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铁来回票，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省则省。馆外小摊有便宜“热狗”，既难吃，也不果腹。怎么办呢，于是自备一份干粮，坐在馆外慢慢地咽。
几年后我进馆临画，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颇以为得计。有一回剥着茶叶蛋，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叫满一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单价就在三明治之上。
据吴尔芙夫人的说法，若缺了高浓度营养，写作时脑后那根“火苗”就是蹿不上来（难怪“困难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得赏较多的是粮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来美国，肠胃史的内容不过是美院食堂那份菜单：熬白菜、馒头、白开水。以这点蛋白质、卡路里加脂肪，哪里扛得住逛美术馆这类高度体力兼脑力支出的风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总算长进了：那年归国探访，只见面色活润的年轻人围在桌边，爆腰花、醋熘鱼片、番茄炒鸡蛋，还叫白酒。
祝福年轻人！如今真喜欢看见青年，常常发现自己在那儿傻看。
6。 美术馆（2）
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资深导游（免费）。业务之一，是当朋友被内急所逼，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朋友进去，我等在门外浏览观众。看画既久，我本能地会腾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有闲阶级，闲出视觉上的种种效果；文人雅士，则个个精于打扮，欧洲人气质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亚型穷艺术家或大学生，衣履随便，青春洋溢，站在画幅或雕像前，静下来了，目光格外纯良：我所谓的好看就是这意思。美术馆似乎无为而为事先选择了它的观众，观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