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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 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门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图三十八）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门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门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二 龙门阵
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门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 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门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门阵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门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门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门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人大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门阵 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
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门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门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 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蛤蟆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