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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无量”，其发展速度又“迅猛异常”，那么，我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说，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显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选择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不过，明王朝时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两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作为。清王朝更是每况愈下，居然将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是，本应“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城，反倒成了丧权屏国唇亡齿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镇。许多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说多少还有人知道它的话，也仅仅因为它毗邻香港。从内地到香港，要经过它那里的罗湖桥。深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岸罢
然而这其实已经很够 对于封闭已久的国度来说，要的就是一个“口子”。
历史有时是有些戏剧性的。最早撕开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岛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这个地名颇有些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胆识也确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他们就喊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时间，抗声群起，舆论哗然。蛇口人却反唇相讥：有没有搞错！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的确，正如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一样，时间和金钱也没有阶级性。它们可以用来发展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就什么主义也搞不成；而如果没有效率，就什么主义也搞不好。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大道旁，始于蛇口继于深圳的各项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图五十一）人们不再把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等等看作异端，也开始习惯了拍卖和投资、供楼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鱿鱼和卖楼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国的改革，深圳的观念已成了全国的观念。世界舆论公认，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确实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强国之路。而民间说法则更绝：“要看中国的二十年。请到深圳！”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当时为什么“碰巧”选定了蛇口这个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后，口子就越开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一年以后，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一场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也随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经济特区”。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 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 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他们也许还会像那些未能一并南下的弟兄们一样，在办公室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当一名月薪数百元的小科员，或者在一座发不出工资的小县城里等米下锅，甚至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等着下岗。所以，当他们和旧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时，很容易地就能体验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改革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潮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革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
难怪深圳人对邓小平怀有发自内心而且无比深厚的感情。在深南中路上步路段，深圳人当年创业的地方，竖起了邓小平的巨幅画像，上面写着邓的名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997年春，邓小平溘然长逝。成千上万的深圳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来到画像前，用种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其中，既有董事长、总经理，也有打工仔、打工妹。一个只身到深圳打工、现在已经开了一家小公司的青年，献上了一个价值四千元的花圈。他说，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的感激和怀念。直到现在，小平画像也仍是人们常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画像前合影留念。这里常年鲜花怒放、阳光灿烂、春意盎然。一代伟人的名字，已经永远和春天连在一起。（图五十二）
深圳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大约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占极小的比例，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则是仅仅持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户籍意义上的“深圳人”，只占四分之一。他们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故而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他们活跃在深》’！的领导层、决策层、管理层和技术层，活跃在深圳的机关、团体、企业、传媒，担任着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公司文员、学校教员等职务，或者开办和打理着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们，构成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最主要的受惠者。
这些人几乎无可怀疑地是“精英一族”，也大致无可怀疑的是“成功一族”。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赚的。不可否认，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运气，还有极少数靠的是投机取巧和歪门邪道，赚的是“黑钱”。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有能力而且也同样很努力的人，在别的地方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也没有成就感？显然，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正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使许多英才长期被埋没，甚至变成庸才。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报酬却和那些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也变得平庸起来。
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庸才的一席之地。当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还身居高位，某些单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们，和在内地混日子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也不认为自己是庸才。因为深圳已经营造了一种“庸才无容身之地”的氛围。人们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该有庸才的。相反，一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则多半总能得到相应的、表现为实实在在货币形式的报酬。至少是，在理论上，一个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应有的报酬，你还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岗位为止。尽管不少人还在找，还在跳，但前途却总归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深圳获得的最大的实惠，与其说是房子、汽车、钞票，不如说是机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并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的确，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事实上，长期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