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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二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关。考生录取为进士后，主考官与考生、考生之间就形成了“座主”（主考官）、“门生”（录取的进士对主考宫的自称）、“同年”（考生之间的称谓）的社会关系。而两党的上层人物的“故史”亦在其中。牛党的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杨虞卿、杨汝士、李仲言、杨嗣复、李固言、杜综、李珏等；李党的主要成员有：李德裕（787—850年，赵郡人）、郑覃、李绅、陈夷行、元稹、薛元赏、薛元龟等。
牛、李党争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最为尖锐。党争集中在地位和权力上。唐朝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宰相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因此，两党竭力争夺宰相职位。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奉调至朝廷，文宗准备用为宰相。当时任宰相的李宗闵百般阻挠，没有奏效。京兆尹杜综（牛党成员）向李宗闵献计，他说：李德裕做官是不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经“门荫”做官，他为此深为遗憾。如果让他当进士的主考官，他一定很愿意。李宗闵不同意。杜综说：“不则用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同意。因为这样李德裕就当不成宰相。后来事与愿违，李宗闵被调出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而由李德裕任宰相。这件事说明控制中枢权力是牛、李党争的一个主要内容。
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日益重要。任翰林学士者，不仅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牛、李两党都力争己党成员进入翰林院，而力排异党进入。大和八年八月，文宗欲以李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仲言是牛党成员，过去因犯错误受过贬官的处罚，后离任。宰相李德裕对文宗说：“李仲言过去所为，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说：“仲言之恶，著于心本，怎么能改？”文宗又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由于李逢吉也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说：“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文宗提出能否另任一官？李德裕回答：“不可！”由于李德裕过于意气用事，使文宗大为不快。九月，下诏将李德裕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对调，李宗闵回京任宰相。这说明皇帝的“近侍”翰林学士的职位也是两党争夺的焦点。
李德裕不愿外任，请求留在京师。文宗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认为皇帝既下诏调李德裕外任，李德裕不应再提出请求。文宗只得下诏，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史称：“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排）挤、（支）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唐武宗在位（841—846年），将宰相李珏、宰相杨嗣复（二人皆属牛党）罢免，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回京师任宰相。不久，牛僧孺一贬再贬为循州（广东惠州）司马；李宗闵一贬再贬以至流放封州（广东梧州之东）。唐宣宗在位（817—859年），由于“素恶李德裕之专”，遂罢免李德裕宰相职位。同时贬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为远州刺史，因二人“皆德裕之党也”。任命“与李德裕不协”的崔铉为宰相。宰相白敏中，虽早年由李德裕推荐，在这种形势下，也见风使舵，“使其党李咸讼李德裕罪”。不久，将任过宰相的五个牛党成员从远州北迁。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湖南衡阳）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湖南郴州）刺史。此外，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远州刺史都分别北迁。不过，李宗闵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受诏，未离封州即死。牛僧孺在大中初年卒。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崖州。
牛、李两党的政见有些不同。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七月，当时李德裕执政，主张进士科考试内容应为儒家经典的“经义”和时务对策，反对考诗赋。唐文宗同意。不过，为时不长，至翌年十月李宗闵为宰相，李德裕外贬，“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直到唐末，并未改变，这说明李党的这一主张已经过时。大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唐文宗先同意牛僧孺意见决定不受降，后来又后悔。这件事牛僧孺判断失误，唐文宗也有责任。在对待河朔三镇问题上，牛李二党的主张无大区别。大和五年幽州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其帅李载义作乱。文宗问宰相牛僧孺。牛僧孺说：范阳自发、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泽潞镇不听朝命，唐武宗以此事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主张对泽潞用兵，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由于河朔三镇割据，由来已久，情况很难改变，因而牛、李二党都主张姑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古文运动
骈文原叫“今体”或“丽辞”，柳宗元在乞巧文里把它称作“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来简称为骈文或四六文。骈是二马并驾的意思，它由对称的字句组成，典故繁多，词彩华丽，音调和谐，便于上口，对我国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至六朝、初唐，受形式主义之风影响，文人借此而堆砌典实，炫耀辞彩，阻碍了内容的表达和思想的创新。
第152章 隋唐（40）（）
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开始出现了要求用散文化的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掌握实际政权的宇文泰（后来北周的开国皇帝）和苏绰，不满当时的浮艳不实的文风，提倡用古奥的商、周时代的尚书诰命文体来代替骈文。当时有个名叫柳庆的文臣响应号召，首先用它写了一篇贺表。第二年，苏绰亲自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与此同时，朝廷规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如此来写。虽然尚书式文体太古奥，改革不久失败，但它成为古文运动的第一个信号。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新兴的皇朝发现吟风弄月，讲究词句精巧浮华的骈文不利于统治和建设，也下令不许用华艳词句写作，并杀一儆百，惩办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表章的州刺史。接着，李谔上书建议禁止华词丽句。隋文帝肯定了他，并明令下诏，颁行全国。李谔比隋文帝和宇文泰、苏绰都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他只反对华艳词句，甚至连骈文这种形式也并不完全反对，因为李谔本人的奏章就是用骈文写成的。武后时，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发表，又举起“复古”的旗帜，使整整一代作家卷进了文学革命的洪流。陈子昂给予古文运动的先导作用，主要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唐玄宗时代有古文作家萧颖士和李华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古文的依据和标准，大加提倡。萧颖士说，他“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则说：“文章本于作者。六经之志也”。代宗时代的韩会和德宗时代的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要求文章应以儒家规定的道德教条教育人。韩会认为，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情”，才能“助教化”，“备劝戒”。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从萧颖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理论基础，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接着，为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树立标准的是独孤及，他正面抨击当时骈文的弊病，说：“其风流荡而不反，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入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法令也”；并指出正面师法的榜样应当是贾谊、司马迁和班固。他的学生粱肃更具体地要求人们“敦古风，阅传记”。学习传记文学，正是骈文所不能进入的领域，也是后来古文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域。萧颖士、李华、韩会、柳冕、独孤及和粱肃等人，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扩大了古文的影响。在他作实践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元结，他文字朴实，不尚华彩，写政论文和杂感敢于面对现实，提出批评，写山水园亭游记简淡幽雅，不雕琢，成为后来古文运动创作上的前驱。从德宗时代起，古文运动开始获得一个大规模的开展，即是通常所说的狭义古文运动时期。卷进运动潮流的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如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古文运动的胜利，和他们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促成这一辉煌胜利的决定性人物，是领导者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人。德宗贞元十年（803年）曾任监察御史，后贬为山阳县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派行军司马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有功，迁刑部侍郎，十四年因谏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京师任国子监祭酒等职。韩愈提倡古文，首先是与他试图恢复儒家道统的思想密切有关。在一封答秀才书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因此，改变过去那种文章形式，就是给散文以较为自由的表现形式，以便更好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为此又将写作的重心放在道统修养上，提出了“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时，要写好文章，仍需“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仅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与此相关，韩愈还发挥司马迁以来“不平则鸣”的思想，对于具体作家来说，则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他以为历代的屈原、司马迁、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是善唱的作家，从理论上讲，便是“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为实践他改革文体的思想，他自己所撰的文章往往就写得浅显明白而又新颖生动；他创造了一些新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辞；而又能基于真情实感，发为心声，所以所成之文多有一种气势奔放、流转自如的风格。韩愈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久就遭到时人的讥笑，排斥。但他不顾众议，仍坚持己见，对开始从事写作古文的人则尽力扶持和支持，在举荐张籍状中推举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在与袁相公书中赞美樊宗师“善为文章，词句深刻，独追古作者为徒”。
与韩愈差不多同时，年岁比韩愈稍少的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于顺宗时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分参加了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改革”，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