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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刚刚产生，发行较为自由，根据商品交易的需要，由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楮券，此券两面有印记，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无交子字样，临时填写金额，属零星发行。真宗时，张咏镇蜀，设贸易券契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65年为22界，称为交子，由富商16户主管发行，随时可以兑换。券上有图案、花纹，兑现时收工墨费30文。交子铺在各地设有分铺。后来这些富户破产，无力兑现，遂由官府出面干预。应四川转运使薛田与张若谷的请求，宋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二年二月，始发行官交子，一切技术规定都仿照私交子。以770文为一贯，开始发行一贯到十贯，后改为五贯、十贯两种，并规定比例，八成是十贯的，二成是五贯的。熙宁元年（1068年）又改为一贯至五贯两种，规定分界发行，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换旧，发行限额为界1206340缗，但各界数额不一。凡发行一界交子，需备本钱，又叫“钞本”，36万缗，占发钞限额的百分之二十八强。交子的兑现，发钱为主，亦有用金、银和“度牒”，的（度牒是宋代发行的一种特殊的证券，它本是政府发给和尚的一种身份证，因做和尚可以免除许多捐税，所以度牒能卖钱。宋朝遂以发行“度牒”作为筹款的一种手段）。交子用铜板印刷，板画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板画史上都有一定地位。为防止伪造交子，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私造交子纸者，流放、发配、定刑。由此看出，交子已由官府垄断发行，成为国家发行的纸币。宋崇宁大观（1102—1110年）年间，把交子改为“钱引”，崇宁四年（1105年）印刷，在四川以外各路发行。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其钱引印刷最为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南宋初，曾在临安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后，因管理不善，改为“关子”。“关子”初为汇票性质，绍兴元年（1131年）婺州屯兵，运钱不便，于此州召商人出现钱付以关子，商人持关子可在榷货领钱，也可领茶叶、香货钞引（即贩茶、香货的许可证），其中专门兑付现钱的叫做“现钱关子”。这时民间还通行一种“便钱会子”，又名“便换”。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开始施行于两浙，后来通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成为法定货币。会子面额有四种：以一贯为一会，后增发200文、300文、500文等三种，三年为一界。后来吴在河池发行银会子，贾似道改作金银会子。另外，还有些受到地区限制的纸币，如四川用的钱，又名“川引”；淮南用的交子，则名“淮交”；而湖广用的会子，则称“湖会”。
交子发行不久，便成为官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工具，自绍圣（1094—1097年）以后，增印交子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四川交子印数已无限额。时至南宋，情况更为严重，为支付庞大的军费，满足皇室的挥霍，滥印交子，绍兴七年（1137年），三界并行，发行额达3100多万缗。绍兴三十一年（1246年），流通中的会子已增至605000万贯，18界会子200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交子、会子实际上成了不能兑现的纸币。
会子流通
南宋的纸币，种类很多，主要有交子、川引和关子、会子，但最通行的是会子。
会子的原意是单据或收据，后来出现了可以寄托或兑换便钱的会子，具有存款和汇票的性质。早在北宋神宗时，民间出现用钱换取的会子，大约就是这种本票或汇票，详情不太清楚。
南宋初年，在临安和四川等地，由民间“豪右”、“柜头”私自发行的便钱会子已很流行。绍兴七年（1137年），川挟宣抚副使吴在驻军所在的河池地区，发行银会子，是由政府主持发行的开始。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在任临安知府时，将当地豪右私置会子的权力，收归官府。不久，他迁任户部侍郎，印造会子的事也移归户部。第二年春天，又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行在会子务”。这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在东南地区行使会子的开始。
会子在流通过程中，制度逐步完备。面额初有1000、2000、3000三种，后又增加200、300、500三种。三年为一界，一界发行定额1000万贯。定期兑换，以新换旧。伪造者处斩，告发者有赏。
会子刚开始发行时，仅限于两浙，与铜钱并行。后渐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等路。湖广、四川亦都有。政府规定交通便利的地方，交税时钱会各半，交通不便处可全部交纳会子，民间交易愿意全用会子者也可以。流通的地区和行使的范围都很广，几乎成了正式的法币。
南宋政府发行会子的原因，一为缺乏铜钱，二在助支军费。发行之后，百姓乐用，于是制造越来越多。在最初的五年中，便印造了2800多万贯。发行了1500多万贯，在民间有800多万贯收不回来，商贾低价收买，提取现金，引起了会子贬值现象。孝宗时，会子流通额达到2000多万贯；光宗时，每界发行额增为3000万；宁宗时，流通额增成101000多万贯；理宗时，增至302900多万贯。后来，更恶性膨胀，失去控制，增至五亿。八十年间，增涨了五十倍。
会子的发行量剧增，其币值也就自然下跌。乾道四年（1168年），每贯会子值铜钱770文，淳熙十二年（1185年），降为750文，绍熙五年（1195年）降为620文，嘉泰元年（1201年）降为600文，嘉定四年（1211年）降为500文，端平元年（1234年）降为420文，嘉熙四年（1240年）降为200文。八十年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同时，物价也上涨了许多，仅以米价为例，最初每石不过会子二贯，后来涨至十贯，百贯，最高竟达340贯。会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有持之终日为不能得到一钱一物者，既然无用，就弃掷焚烧，丝毫不爱惜，得之者惟恐去不速，完全丧失了货币的职能与价值。
泥马渡康王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在两路金军直逼京城的形势下，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东京开封。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金下令废掉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宣告了北宋皇朝的灭亡。三月，金兵立宋亲派头目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带着俘获的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大臣、百工技艺3000多人，以及掠到的大量金银绢帛、仪仗古玩等北归。
铁蒺藜宋朝皇室中，只有被废的哲宗皇后孟氏和在外地的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幸免于金军之掳掠。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当金军先头部队到达开封时，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立大元帅府。他不顾京城的危机，只派少量部队南下，名义上是援助京城，其实是作为疑兵，掩护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出相州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宗泽从磁州（今河北磁县）赶到大名，劝赵构率军南下澶州（今南濮阳附近），趁机解除开封之围。赵构却顺水推舟，派宗泽率兵南下，自己逃向东平（今山东东平），然后逃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宗泽在从大名到开封的途中，多次击败金军。宗泽在卫南（今河南滑县）听说金兵俘掠徽宗、钦宗北去，就率兵转到大名，计划抢渡黄河，截断金兵归路。他还传令檄附近各路宋军，共同行动，想夺回二帝。但各地宋兵都未到，宗泽只得放弃自己的计划，上书赵构，劝他即位，重兴宋王朝。
第190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8）（）
金兵退后，傀儡楚帝张邦昌遭到人民的唾弃，吕好问等部分北宋旧臣，也主张张邦昌还位于赵构。张邦昌不得已，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把隆皇后孟氏迎进宫，尊为宋太后，来垂帘听政。此后，张邦昌派人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寻访赵构，并派吏部尚书谢克家去迎接赵构，赵构推辞不应。张邦昌再派蒋师愈等携书信到赵构处，说自己将“归宝避位”。赵构谕宗泽：张邦昌受伪命义当诛讨，但考虑眼下情形，不可轻举妄动。谢克家又以“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恸哭跪受之。于是，赵构前往南京（今河南商丘），五月初一在那里称皇帝，重建赵宋王朝，史称“南宋”。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宋高宗。张邦昌也前来称臣朝贺，赵构以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封其为太保。
高宗即位之后，起用抗战派代表李纲，让他做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宗泽任襄阳府知府，后改任青州，又改任开封府。又任用主张弃地逃跑的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李纲入朝上十事奏，反对议和，主张与金作战；请求严惩张邦昌等降金人物；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积极备战等建议。他破格任用抗金有功的将士，劝高宗定都关中或襄、邓，说：“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以保全中原故土。宗泽上书高宗，反对逃往江南，“以免重蹈西晋东迁的覆辙”。宗泽在开封整顿社会秩序，修筑防御设施，招抚和改编抗金义军，使形势渐趋稳定。于是他便上书要求高宗果断回开封立都。高宗任宗泽为京城留守，开封尹。在主战派的督促下，高宗只好先送孟太后过江，自己留下，表示要与金一战。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降派要高宗割地与金讲和，并以“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方富盛，足以待敌”为名，极力怂恿高宗南逃。主降派官员范宗尹等攻击李纲为金人所恶，且名过其实而震主，不宜为相。他们还编造起用义军引起“盗贼”的谎言，使高宗罢免李纲推荐的抗金将士。高宗在黄、汪二人鼓动下，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备战抗金是搔扰，指责李纲“狂诞刚愎”，过分“专制”，以此罢免李纲相职，随后马上废了所有抗金措施。建炎二年（1128年）金军再度南侵，南宋政权几乎覆灭。幸亏有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高宗的统治才稳固下来。
苗刘兵变
苗刘兵变指将官苗傅、刘正彦于建炎三年（1129年）发动的，迫使高宗退位的一次兵变。
康王赵构建元帅府时，苗傅和张俊、杨沂中等都在他的旗下供职。隆太后孟氏南渡，苗傅以护从统制、鼎州团练使的身份率兵护卫到杭州。刘正彦也以威州刺史受命随六宫皇子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高宗从镇江到杭州，当时，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都在外面分别把守各个要害处，只有苗、傅二人护卫皇室。三月，高宗命王渊同签枢密院事。苗傅自负为宿将有功，对王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