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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那一夜-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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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沉默着不知如何回答,她抢先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门口,眼前是冰封的莫斯科河,可以看到大半个城市。我清楚地记得时间:1958年12月30日。几天前下过大雪,刚好到这天放晴。我们坐在台阶上,脚下白茫茫一片,远方是各种建筑物的天际线。接近傍晚,天边的晚霞很漂亮。
  是啊,我记得。
  那时候,我说等我回国以后,每个周末都会邮寄明信片来莫斯科给你的。
  卡佳,我一直都收到的。
  我还对你说,格奥尔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等你老了,我还会来找你的。我想,如果我是格奥尔基,我会这样回答。
  卡佳点了点头。是啊,我很高兴,你也记得那么清楚——等我老了,你还会来找我的。现在,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格奥尔基,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吧。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了你,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配不上你,何况当我老了?记得下次穿越时间,可以去1950年的上海,那会儿我还是个拖着两根辫子的少女,我会喜欢上你这个电工的。
  好啊,我答应你。说着说着,我已退到门口。
  1958年,最后一天的早上,我踏上了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从此以后,我没有过你的消息。你可知道,格奥尔基,我去过你以前的单位,还去过你的家乡,见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但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他们都说你被派遣到苏联实习电工,但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你大概是消失在时间隧道里了吧?
  也许,你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我的时间只过去了四个月。
  说到时间,已进入2002年。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我很想拿给卡佳看看,虽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国电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喜欢写作的邮局职工。所以,我不能解释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只能强忍着不告诉卡佳——如果她没有被助动车撞过,如果她的记忆没有混乱,她一定会为我而高兴的!说句题外话,这本书在几年后翻译成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个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的评点。我匿名地给她邮寄过一本,不知道她看过没有。
  从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时间旅行者格奥尔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个周末,我都会陪伴她两个小时,帮她阅读书架上她最爱的书,跟她说说我杜撰的世界新闻,比如美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古巴和朝鲜人民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偶尔也带她到复兴公园里走走,让她回忆起莫斯科的公园和森林。
  有一天,还是在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当我为卡佳胡诌穿越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遇见丹东和路易十六时,听到了敲门声。
  平常除了我,不会有任何人来敲她的门。是我替她开门的,外面是个老头,估计有七十岁了。他报出了卡佳的真实姓名,问这是她家吗。
  是的。
  太好了,你妈妈在家吗?当他摘下眼镜,我才明白,他把我当做了卡佳的儿子。不过,我妈妈可比卡佳年轻二十岁呢。
  是谁啊?卡佳出现在了门后。
  他看着她,一句都没有说。
  她也看着他,皱起眉头,咬着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说出这个名字。
  你是谁?
  卡佳问他。老头的眼角抽动,强忍着不在我面前失态,轻声回答,格奥尔基。
  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把门口的灯都打开,想看清楚老头的脸,发现他很像一个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这个老头,仿佛四十年后的我。
  他就是格奥尔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欢过的男子,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实习的中国电工。
  但我很紧张,慌张地躲藏到墙角,注视着卡佳的表情,她看出来了吗?
  卡佳依旧沉默不语,盯着老头的脸盘,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镜了。
  老头站在门口问,卡佳,你还好吗?
  卡佳不响。
  他接着说,1958年,你离开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两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他才卷铺盖回国。那时候,我们国家紧缺技术工人,因为在苏联的发动机工厂工作过,他被调去了军工系统。在西北沙漠的深处,生产第一代弹道导弹。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仅次于原子弹,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来往,家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联系不到卡佳。后来他成了工程师,成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结婚,生了一对儿女,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去年,他的妻子过世,儿女也结婚了,他自由了。于是,老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这里。
  他是格奥尔基,而我是格奥尔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着卡佳,准备悄悄溜号,让他们两个人独处,毕竟已互相寻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却摇头说,我不认识你。
  她说的那么冰冷而决绝,让人望而生畏无法抗拒。
  卡佳,不要这样对我,不要……
  老头才说了半句话,卡佳就赶他走了,大声叫喊起来:你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格奥尔基在这里——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说什么?这个年轻人是我?
  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不然我打电话报警!
  话音未落,卡佳已强行关上了房门。
  而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一个人缩在沙发里,随意地翻着几本书,连眼镜都没戴上,想是一个字都没有读进去。我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老头仍然徘徊,不断抬头仰望这扇窗户。
  第一次,我觉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残忍。
  再见,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别卡佳,我冲到思南路,看着那个四十多年后的我。我那架势像是要打人,但他并不害怕,挺直胸膛看着我。我羞涩地说,对不起,她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你是谁?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亲切,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冒牌货,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头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根女人的头发丝,说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后送给他的东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说说吗?也许,她会想起来的。
  哎,不必啦,谢谢你。
  谢我什么?
  老头摇摇头,不声不响,离开了。
  我想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调动了,因为写作引起领导关注,我被调离基层的邮政局,来到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在机关里编写邮政史和企业年鉴。
  对于卡佳来说,来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奥尔基,突然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
  也许,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很残忍,但我不能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隔了半年,进入盛夏时节,漫长的“非典”灾难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不是她的格奥尔基。
  但家里没有人。我到处找她都没有消息,邻居说她失踪三天了,许多老年人就是这样走失的。我有个表哥叫叶萧,是个很厉害的警官。通过他的帮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证被人使用过,购买了上海飞兰州的机票,刚入住当地一家宾馆。难道有人盗窃了她的身份证?还是更可怕的事?叶萧帮我询问兰州警方,确认入住宾馆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电话到宾馆房间,恰好她接起电话,告诉我,他死了。
  谁?
  格奥尔基。
  我的脑中掠过那张四十多年后自己的脸。
  原来,卡佳是去参加葬礼的。
  我去找她,也买了张飞机票去兰州。参加追悼会的有老头的子女,已是儿孙绕膝,还有军工企业的领导,多年的老同事们。但没有人认识卡佳,她独自穿着黑纱,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风吹湿了她的眼睛,遗体被推去火化时,卡佳远望着他窃窃细语——你知道吗,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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