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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正统观”。按照传统的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么解释，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是确立新的“正统观”。乾隆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谁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正统”。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道统”的制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乾隆为人，极端自负。他一举一动，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最棘手的问题，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
众所周知，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这代表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的一贯态度。
可是，到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百年，攻守之势已变。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守业之时，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为了“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员，以防止后来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机时同样“应天顺时，通达大义”。
乾隆知道，这样直接违反祖宗定评的大事，后世子孙没有魄力、没有能力去办，承担此责任非他莫属。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国史馆实现写法创新，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说，不但钱谦益等后来的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也不能逃过今天的道德审判。开国元勋范文程，虽然未在明朝任职，但因为原是明朝的生员，被乾隆评价为“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李永芳是明朝在职官员中降清的第一人，对后金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乾隆却认为“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入内阁总理军务，功劳最多，乾隆却认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实在可耻。以上诸人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供后世永远批判。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财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一百二十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续通典》《大清会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当然数《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内再创一项前无古人的纪录，修撰一部人类史上最大的丛书。皇帝下诏，鼓励藏书家们奉献自己的珍藏图书给国家以为修书之用，谁献得多，皇帝就给谁奖赏。
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话，说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对忌讳文字的狭隘态度，真是天渊之别。大意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本本政治正确，有点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的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一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的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了几日，皇帝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呢？
原来，在编辑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的一手。然而任何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阳”的一手是绝对不够的。皇帝修此大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的“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么样。他需要一个通盘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的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制造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杀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颟顸的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的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贯》的作者王锡侯这一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了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几个钱，却惹来杀身大祸。
皇帝的话永远是正确的，虽然他的下一句话比上一句话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以“文字忌讳”罪“村野之人”，却没有遇到丝毫抵抗，那些已经被他驯服成绕指柔的官僚体系雷厉风行地执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大开宏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未及十六岁之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锡侯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统计算在内，不过六十几两银子。王氏被押上刑场之时，“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全家痛哭震天，见者无不掉泪。一个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就这样被彻底碾碎了。
比王锡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成。虽然他在禁书运动中首当其冲，成绩一度居全国之首，却因为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责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全面抹杀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绩。在短短两个月间，海成先是被“传旨严行申斥”，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为斩决。皇帝这才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也受到牵连，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
冤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冤枉，这起大案才震动全国，令全国官员战栗。皇帝几乎是蓄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的奴才们，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皇帝并不讳言他拿海成开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皇帝在上谕中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清高宗实录》）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的好办法。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的过错。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乾隆认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因为他胸怀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字贯案”有力地推动了禁书运动。在此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许多地方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将来即以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