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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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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
  杨名时性格强毅端方,是一个有根底的理学家。程朱理学给了他牢固的价值基础,使他在居官过程中,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提督顺天学政时,废寝忘食,“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碑传集·杨凝斋先生名时传》)他以诚为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做了严肃的哲学思考,著作颇多。按理说,这样的臣子,应该深受皇帝欢迎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他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事事与皇帝划一,屡屡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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