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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13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平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禵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