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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10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
《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
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寖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
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展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诵他，有人咒诅他。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
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二）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著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第41章 教育（1）（）
现在所谓教育，其意义，颇近乎从前所谓习。习是人处在环境中，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的。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学者，必须慎其所习。孟母教子，要三次迁居，古训多重亲师取友，均系此意。
因此，现代所谓教育，要替学者另行布置出一个环境来。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谓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当循之道谓之斅；受教于人而效法之，则谓之学；略与现在狭义的教育相当。人的应付环境，不是靠生来的本能，而是靠相传的文化。所以必须将前人之所知所能，传给后人。其机关，一为人类所附属的团体，即社团或家庭，一为社会中专司保存智识的部分，即教会。
读史的人，多说欧洲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深，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浅。这话诚然不错。但只是后世如此。在古代，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也未尝不密切。这是因为司高等教育的，必为社会上保存智识的一部分，此一部分智识，即所谓学术，而古代的学术，总是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缘故。
古代的大学，名为辟雍，与明堂即系同物（已见第七、第十四两章）。所以所谓大学，即系王宫的一部分。蔡邕《明堂论》引《易传》说：“大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大学，天子之所自学也。”（脱北学一句）又引《礼记·保傅篇》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所指的，都是此种王宫中的大学。
后来文化进步，一切机关，都从王宫中分析出来，于是明堂之外，别有所谓大学。此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大学在郊”。《王制》又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按小学亦是从王宫中分化出来的。古代门旁边的屋子唤做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见贵族之家，子弟是居于门侧的。
《周官》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见第十四章。可见古代的明堂，只西南两面有门，子弟即居于此（子弟居于门侧，似由最初使壮者任守卫之故）。后来师氏、保氏之居门闱，小学之在公宫南之左，地位方向，还是从古相沿下来的。
师氏所教的为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按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学上的训条，孝德是社会政治上的伦理训条）、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所教的为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是古代贵族所受的小学教育。
至于大学，则《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所谓礼乐，自与保氏所教六艺中的礼乐不同，当是宗教中高等的仪式所用。诗即乐的歌辞。书当系教中的古典。古代本没有明确的历史，相沿的传说，都是和宗教夹杂的，印度即系如此。
然则此等学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呢？有的：（一）为与宗教相混合的哲学。先秦诸子的哲学、见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十七章可明。（二）为涵养德『性』之地。梁启超是不信宗教的。当他到美洲去时，每逢星期日，却必须到教堂里去坐坐。意思并不是信他的教，而是看他们礼拜的秩序，听其音乐，以安定精神。这就是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理（《论语·子张篇》）。仕与事相通，仕就是办事。办事有余力，就到学校中去涵养德『性』，一面涵养德『性』，一面仍应努力于当办之事，正是德育、智育并行不悖之理。管大学的官，据《王制》是大乐正，据《周官》是大司乐。
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君子小人学道是絃歌义》，说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尤可见古代大学的『性』质。古代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中的大乐正，再升诸司马，然后授之以官。又诸侯贡士，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则得与于祭（均见第七章）。
这两事的根原，是同一的。即人之用舍，皆决之于宗教之府。“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礼记·王制》），这是最不可解的。为什么明明是用武之事，会牵涉到学校里来呢？可见学校的『性』质，决不是单纯的教育机关了。
然则古代所以尊师重道，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礼记·学记》。养老之礼，天子要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礼记·乐记》）。亦非徒以其为道之所在，齿德俱尊，而因其人本为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见古代的大学和宗教关系的密切。
贵族的小学教育，出于家庭，平民的小学教育，则仍『操』诸社团之手。《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学指大学言，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间立一个校室，十月里农功完了，公推有年纪的人，在这里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
所以《孟子》说“校者教也”。又说“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之地。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篇》）又说一看乡饮酒礼，便知道明贵贱，辨隆杀，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等道理。所以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然则库序都是行礼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现在开一个运动会，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刚毅、仁侠、秩序等等的精神，是一样的用意。行礼必作乐，古人称礼乐可以化民，其道即由于此。并非是后世的王礼，天子和百官行之于庙堂之上，而百姓不闻不见的。汉朝人所谓庠序，还系如此。与现在所谓学校，偏重智识传授的，大不相同。
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于道德的。所以兴学必在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孟子说庠序之制，必与制民之产并言（见《梁惠王·滕文公上篇》）。《王制》亦说：“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教化问题，却系属必要。所以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篇》）。又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
以上是古代社会，把其传统的所谓做人的道理，传给后辈的途径（贵族有贵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虽不同，其为立身之道则一）。至于实际的智识技能，则得之必由于实习。
实习即在办理其事的机关里，古称为宦。《礼记·典礼》说“宦学事师”，《疏》引熊氏云：“宦谓学仕官之事。”官就是机关，仕官，就是在机关里办事。学仕官之事，就是学习在机关里所办的事。这种学习，是即在该机关中行之的，和现在各机关里的实习生一般。
《史记·秦始皇本纪》：昌平君发卒攻，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吕不韦列传》：诸客求宦为嫪毒舍人千余人。《汉书·惠帝纪》：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繫。此所谓宦，即系学仕于其家。因为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个机关。嫪毒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余人，自然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办，亦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以学习。
正式的机关则不然。九流之学，必出于王官者以此（参看第十七章）。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就是主张人只要在机关里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