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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是武定府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城，比府城要繁华的多的多，甚至靠近东营的利津现在发展的都比武定府城繁华的多了，战后大繁荣开始三年后，东营等大城市终于达到极限了，地价、人力大幅度提高，距离东营最近的城市利津，就成了转移东营产业的不二选择。
经过几年的发展，利津县出现了大量纺织业，郊区已经形成了工业区，同时利津和东营之间的道路建设的非常好，货运基本上都走公路，运价十分低廉，这不到40公里的短途运输上，灵活的汽车运输，拥有绝对的优势，铁路根本就无法竞争。
公路的发展让过去的电气化铁路破败了，年久失修，仅靠客运维系，不但无法自负盈亏，甚至俩正常运营都做不到，所以去年武定府决定放弃这个地方，要不是杨潮接手，这里的路基都要扒掉，然后卖给一些工业企业建厂。
杨潮让西门子改造这条断线铁路，第一是作为实验，第二也不影响两地运输，第三也不用重新征地，这几年这里的地价已经涨到了天价，虽然还没有美国的泡沫大，但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价格。
当然除了不用拆迁外，改造这条铁路比新建都要困难，旧铁路的路基甚至都要扒掉，重新按照最新的技术建设，老式铁路的路基无法保证新式铁路的稳定。
好在距离短，西门子认为一年时间就能完成，然后进入试验阶段，如果试验没有问题，最晚后年就可以推广开来。
杨潮很重视的视察了这条铁路的施工，发现利津县确实比以前繁荣了太多，他站在城外已经看不到城墙了，城墙倒是没有拆，中国许多法律学习美国，而美国又继承自英国，英美体系，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对历史文物都十分重视，不重视也不可能拥有那么多古代遗迹，所以没人敢拆城墙，只是周围的高楼大厦太高，也太多了，遮住了城墙而已。
对利津县的发展，杨潮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并不是利津县的官员有多么高明，纯粹是一个市场选择，他们只是做好了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繁荣是经济发展带来的。
利津甚至不是发展的最好的，这几年发展最好的城市是胶州，青岛已经容纳不下过于庞大的工业企业了，所以自然而然要向外发展，许多老企业虽然还没有迁出去，但是新建的工厂第一选择已经不是青岛，而是就近的胶州了。
比如扬子汽车第二期工厂就选择了放在胶州，杨子汽车在胶州设厂，可以很方便的利用青岛的金属加工业，从青岛很方便的采购来零件进行组装，然后在将成品通过青岛出海，因为这个地利，过去被青岛黑洞效应吸的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胶州终于得利了，这几年间已经成了一个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靠着青岛发展的不仅有胶州，即墨也分了一杯羹，只是即墨人对青岛的工业不太欢迎，一开始青岛的德国人来即墨买地，即墨县附近的地主们高傲表示，一分地都不会给德国人，因为修建胶济铁路的时候，德国兵可是在即墨杀过人的，而当时阻挡德国人修铁路的，正是这些大地主。
因此最初几家新建工厂落户了胶州，而工业这种东西，是有聚集效应的，比如某条街最初出现了几家电子商店，最后很可能发展成电子一条街，最早的几家工厂落户胶州，结果吸引了后来的相关工厂，胶州自然就滚雪球一般的状态起来，有工业就有钱，胶州自己修建了通向青岛的大道，这样就抵消了胶济铁路先经过即墨后经过胶州的距离劣势。
当然即墨也不是没有任何收获，毕竟青岛的德国工业现在已经不足一半，民族资本才是占有统治地位的，很多看似大量德国人工作的工厂，背后的主人都是中国人，很可能是很少来工厂的上海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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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节 城市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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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青岛即墨和胶州发展起来，靠着东营的利津县发展起来，同样的例子还有靠近烟台的福山县、宁海州，另外还有自己发展起来的莱芜、潍县，加上老牌城市济南、济宁，还有周村、张店、蓝村等一大批从村庄、小镇发展起来中小城市，让山东的城市化率终于达到了35％左右，同时一大批小镇还只向城镇方向发展，纯粹的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了40％一下，这个古老的地方正在快速的脱离农业社会的味道。
只是杨潮感觉到山东的城市中存在一种古怪的味道，不但没有西方国家那种城市的味道，甚至连上海这样的老城市都差别很大。
这种怪怪的味道是来自于文化，文化是来自于生活，因为山东城市中的生活，让杨潮很陌生。大量刚刚来到城市的人，身上的传统农村生活印记太浓厚了，在急速城市化中，他们的数量如此的庞大，几乎瞬间就淹没了原本的城里人，将整个城市都同化了。
什么是农村生活，那是一大群人居住在一起，邻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习惯互相帮助，习惯一起合作，在农村中，盖房子是不需要付工人工资的，因为帮自家盖房子的往往都是亲朋好友，只需要给他们每每的准备上几吨美餐，他们之间的劳动力换来的酬劳不是金钱而是亲情。
长久以往，互相帮助，互相之间留下了算不清分不明的错综复杂的人情体系。
当这些村里人来到城里的时候，他们将农村时候的关系也引了进来，他们可以的选择居住在接近的地方，在乡下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在城市他们大都选择在某一条街安家，然后平时经常走街串户。你可以看到端着茶壶的老人到邻居家一坐一天，在邻居家大大咧咧，浑然当成自己家一样，因为邻居可能就是他的老哥哥。
光是生活也就罢了。连生产都是如此，很多农村人来城里定居，不是自己闯进来的，而是被人带进来的。很多新市民，甚至是大半新市民。都是沿着这个路子进入城中的，他们有的是某个亲戚在城里安家立业，然后将亲戚朋友也带进了城市，亲戚朋友就先在他们的铺子里，作坊中，工厂里工作，积累资本，然后自己又开新铺子，新作坊和新工厂。
这种产业膨胀的模式跟过去几百年中晋商、徽商等商帮的传承模式如出一辙，脱胎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那种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全村人掏钱资助的情况，一点都不稀奇，甚至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这个大学生毕业后，就不仅对自己家庭，对自己家族，甚至对整个村子，整个族群都负有责任。
而做生意的人起家，整个家族出资给他做原始资本的情况。也很普遍。
于是造成了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的情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带起了一个宗族进城定居，一个村庄进城定居的情况，由于很多都是举家、聚族迁入。将农村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和伦理道德完整的带到了城市，形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
这跟杨潮想象中那种城市发展将乡村直接摧毁，从实体上到文化上彻底摧毁的想象完全不一样，顽固的中国百姓不是城市摧毁了农村。不是城市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而是乡村文化侵入了城市，在城市中生根发芽，最后是乡下人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农村。
这种现象杨潮没有想到，但他并不抵触，只是略有所思，一个社会平稳发展，总是会有传承和替代，不可能断代发展，后世中国的城市文化跟乡村文化截然不同，那是激进的历史造成的，而现在没有那种激烈的革命发生，所以文化的传承就出现了连续性，当然杨潮相信城市文化跟乡村文化还是有所区别的，最后城市中肯定会在乡村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诞生新的文化，毕竟这不是几十、几百人居住在一起的小国寡民式乡村，而是一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聚居的复杂社会，必然有更复杂的文化形态。
乡下人进城了，那么乡村呢？也没有废弃。
杨潮发现，很多人在城市中定居了十几年，二十年，向别人介绍的时候，依然习惯以自己乡村的名字来介绍自己，会说自己是李官庄的，是杜家村的之类的，显示出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跟乡村割裂。
心中没有割裂，行为模式就不可能割裂，所以很多人会定期回乡，很多人举家在城中，过年又举家回乡村。很多人挣了钱第一件事，不是在城里买房安家，而是回农村盖房子，盖体面的房子，尽管他们一年中可能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去住几天，可依然乐此不疲，还出现豪宅化的攀比风。
很多最靠近城市的乡村中，出现大量的豪宅，杨潮不由想起荷兰在海上马车夫时代，很多城里人发了大财，也在乡村中建造别墅，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样的情结。
在城市中发展，不忘记乡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祖坟、祠堂在乡村，很多人建豪宅之前，必须先修祖坟，很多人认为自己发财是祖宗保佑，或者是祖坟风水好。
在嘈杂的城市中生活工作，在宁静的乡村度假休闲，这倒也是不错的调节，杨潮自己都很向往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不知道等城里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会不会继承他们父辈的文化，会不会出现瞧不起农村人呢？
反正上海就有这种情况，阿拉上海人可是真的瞧不起乡下人，而且乡下人，乡巴佬在上海可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贬义词，上海人高傲的认为，世界上除了上海人，就只有乡下人，把其他地方的人都一起鄙视了。
杨潮很悲观的认为，这种情况几乎必然会出现，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笑贫不笑娼的劣根性，发家致富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奋斗动力，后世为了挣钱不惜冒险去国外经营的华人，让中国人跑遍了全世界，连黑非洲都随处可见中国人就知道了。
这种动力一旦被激励起来，中国人可是相当可怕的，能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也能突破一个个道德底线，山寨什么的都是小儿科，毒奶粉之类的才更可怕，那是泯灭良知的行为，渴望财富不是错，笑话穷人却不好，不择手段的追求财富更是大错，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心中没有拷问良知的机制，因为这个民族太过现实主义了。
杨潮不知道城市中的教育发展能不能在中国人心中种下道德种子，让他们坚守一个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准则，但法律上一定要对此严加制约。
杨潮建立杨子实验室，聘请了大量的高级工程师，除了让他们帮自己挑选合理项目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制定出一套准则，具体就是编制各种标准，工业标准，工程标准等等。
中国这些年一面是飞速发展，一面是规则混乱，光是山东的企业执行的标准就有多重，最主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标准，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山东过去建立了大量的工业，自然就引入了他们国家的标准制度。
制定一整套完善的标准，这不是简单地事情，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杨潮认为时机成熟了，当然重新编制既困难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