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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第三帝国-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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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有关官考的各种规矩都还没有确定,更无一道王令颁布,可见刘曜是有意让他们先拿主意和章程,然后再进行必要的调整。

    “臣等恭问大王圣安!”四人刚一进书房,便急忙行礼。

    刘曜摆摆手道:“寡人躬安!都坐罢!上茶!”

    待四人落座之后,侍女遵从刘曜之命,才开始上茶。

    茶水上好之后,刘曜双目带着笑意,先看了一眼郭泰,随即却扭头望向杨赐,问道:“丞相,有关官考之事,政事堂准备的如何了?”

    “回禀大王,臣与教部郭尚书、蔡侍郎以及陈相,刚刚商讨过官考事宜,现有教部郭尚书所拟方案一份,特此呈上!”

    杨赐一边说话,一边伸手从袖口之中掏出郭泰与蔡邕昨夜修改的文稿,转交给侍女。

    刘曜接过侍女呈上的文稿,当着众人的面,开始一目十行的看了起来。

    等他把文稿翻阅一遍之后,才过去一盏茶的功夫。

    郭泰见刘曜合上了稿子,心跳瞬间加速,他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

    “丞相看了?”刘曜没有直接对文稿进行评价,而是向杨赐问道。

    杨赐乃是世家大族的首脑人物,刘曜的询问,也算是一次对世家的试探。

    像杨赐这样,早就投靠刘曜的大世家,不可能也不敢在官考这件事上给刘曜使绊子,他们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但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他们当然希望官考的规矩,可以偏向于世家,甚至直接有利于世家。

    再者,杨赐又是政事堂带头人,相台七相之中的首相,于情于理,刘曜都要听一听他对于这份文稿的意见。

    杨赐知道刘曜是问他对文稿的看法,所以他略作思考后,恭声答道:“回禀大王,臣已详细阅读过郭尚书所拟文稿。其中以各县太学分院为考场,可因地制宜,无需再另外建造场地,此条臣赞成。以县令为主考官,县尉为监督官,可增加官考的严肃性,体现朝廷的威严,县尉可在职权内调动部分县兵维持考场秩序,此条臣赞成。以分院讲席为评判官,可快速对考试者的成绩进行评定,毕竟各太学分院之讲席多为名家名士,故而此条臣也赞成。但考试科目增加农耕、匠作、科技,本相以为有待商榷!”

    “哦?丞相有何高见?”刘曜顿时来了兴趣,接着问道。

    杨赐连忙起身告罪下拜道:“臣所议,乃一家之愚言,不敢做‘高见’之当,大王折煞老臣也!”

    刘曜摆手道:“丞相无需多礼,有什么看法直说便是。”

    “谢大王!”杨赐坐回原位,侃侃而谈道:“官考所取之士,皆为郡县或中枢行政之官员。食朝廷俸禄,可雇人耕种家田,对于农耕之事,了解即可,不必熟之。匠作、科技之事亦然!且夫圣人曾言。。。。。。”

    杨赐引用儒家先贤之言,阐述了官员了解农耕的必要性,但不用事必躬亲。

    随着自行车、四轮马车、淋浴、马桶等匠作之物在长安城的普及,让城中权贵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些所谓的“匠作机巧之物”。

    再加上“科技器械可以兴国利国”的观念,早已在近几年慢慢在民间传开,过去那些视之为“奇巧淫技”的儒生也一个个在百姓集团开设的洗浴中心享受了冲淋、泡澡带来的舒爽之后,逐渐闭上了嘴。

    因此,对于匠作、科技之事,杨赐认为有必要了解,毕竟牧民官只有了解了各种职业的百姓,才能更好的治理教化一方百姓。

    但若是将农耕、匠作、科技加入官考的科目之中,显然有点小题大做了,难道精通农耕、匠作、科技的士人就一定有能力治理好地方?杨赐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还是以君子六艺作为考核科目最为妥当。

    科技这个名词是刘曜在十几年前提出来的,如今早已变成天下人都习惯的名词。

    “郭尚书,你如何看?”刘曜听完了杨赐的见解,沉默了片刻,然后看向郭泰问道。

    郭泰犹豫了一下,随后站起身,先朝刘曜礼拜,接着又面对杨赐鞠了一躬,以示敬意,然后道:“丞相所言也不无道理,只是臣觉得,一个人只有感受过农耕之辛苦,才能体会百姓耕种之苦。一个人只有明白匠作、科技发明之不易,才能体会那些匠作、科技之物对匠人而言,意味的乃是立身之本,生存之根。更有大匠作者,发明创造之物,能造福天下百姓。如地动仪、浑天仪,如四轮马车、自行车、水泥等神奇之物!”

    “知晓农耕之苦,才能重视农人。知晓匠作科技发明之不易,才能重视匠人。天下人之中,以农人、匠人居多,且有的农人本身就是匠人,有的匠人本身也是农人。正因为有他们从事生产与创造,那些不事生产的贵族子弟才能吃上美味佳肴,享受车马之奢侈生活。故而,臣窃以为,官考科目之中,当有农耕、匠作、科技一席之地!”

    接下来,刘曜又询问了陈寔与蔡邕的看法。

    两人皆赞成郭泰的观点,他们觉得官考内容可以有这些东西,但不能作为衡量考试合格与否的核心。

    但究竟该以哪些科目作为官考的项目,他们也没有非常清晰的主意。

    “全凭大王定夺!”

    刘曜听着眼前四人的高呼声,点头道:“既然众卿没有更好的建议,那寡人便来确定这官考的科目。君子六艺作为历代察举官员的衡量标准,自然要在官考的科目之中,而且要占据主要的地位。但是农耕、匠作、科技也不能丢掉,所以,寡人的想法是这样。首先,确定官考的科目,君子六艺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皆单独立为一个科目,另外,再配以国史、治政、农商、工科这四个科目,作为官考的十个科目。所谓国史,乃诸夏文明发展历史,从上古至今。所谓治政,即治理政事的策题。所谓农商、工科,即农业、商业、工匠、科技方面的常识问答题。”

    “其次,确定科目考试的形式,五礼、六乐、五射、五御,皆需要进行实际演练,此为实操考试,以若干人为一组,同时进行考试。其余六个科目,皆以问答题的形式,此为理论考试,也叫笔试。最后,确定各科的分数,以及考试录用的标准。每个科目皆由十道题组成,每题十分,即每科满分100分,故而十科满分为1000分。最后,根据朝廷的用人计划,划定录取分数线。”

    “用人计划?”杨赐等人闻言一愣。

    刘曜解释道:“所谓用人计划,即该年度朝廷需要征募的政务人员总数及各个部门系统的名额。比如,本年朝廷计划取政务人员3万名,参考官考的有10万人,按照这个数额,从考试成绩的最高分依次向下划定分数线区域。可能800分以上的人只有1万名,600分以上的人则有2万名,而499分以上的人恰好有3万名。那么,499分就是本届官考的录取分数线。寡人如此说,众卿可否明白?”

    “大王圣明!”

    杨赐、郭泰、陈寔、蔡邕四人听后,如醍醐灌顶,眼前豁然开朗!

    他们对刘曜的佩服,简直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既然众卿没有异议,那郭尚书你再整理一份新的文稿,明日呈上来!”刘曜看向郭泰道。

    郭泰道:“臣遵命!”

    “若没什么事,都退下罢!”刘曜道。

    “臣等告退!”四人齐声道。

    就在四人转过身,打算离开书房的时候,刘曜看向蔡邕的背影,道:“蔡侍郎留一下。”

第184章 天朝史() 
“给蔡侍郎换一杯热茶。”

    刘曜示意蔡邕就座,同时对侍立在门口的侍女吩咐道。

    新茶上来之后,刘曜继续说道:“寡人想听听你对编撰国史的见解。”

    蔡邕又连忙起身朝着刘曜行了一礼,然后稍作沉思,组织了一下语言,道:“且不论骨文、铭文、石刻文之上古史料,宗周设立史官记录当朝历史,此乃史官之始也。孔子问礼于老聃,老聃者,曾为宗周之史官。当时是,各路诸侯国亦设立史官记录本国国事与国中贵族大夫言行事迹。如鲁国之《春秋》,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此等史书,皆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如此类史书,皆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臣以为,此等史书归为一类。”

    他说到这里,选择了停顿,等待刘曜的点评,以示对楚王的尊敬。

    刘曜点头道:“蔡侍郎所言有理,继续说下去!”

    “本朝之前,对于史书之编修,学者或官吏皆可以私人之名著作,如《晏子春秋》。流传于世之著作,多以私人所著,并非朝廷组织所编修。自世宗起,朝廷开始组织人员修史,但并非禁止私人修史,故而太史公著作《史记》。世祖中兴,班公参考《史记》之体裁而著《汉书》,而后朝廷所组织编修之史。如《史记》、《汉书》者,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当另归为一类。”

    历史上,东汉明帝时期,班固私撰《汉书》,汉明帝看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诏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又升迁为郎,典校秘书,继续撰写《汉书》。

    在《汉书》的撰写之外,明帝又令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以及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共同编撰本朝史。

    先行撰成的是《世祖本纪》,后又陆续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

    “臣窃以为,天子秉承昊天上帝之命而生,代天牧民,言出法随,言行事迹皆为天意,乃天命之体现。故而,大王立国史署司职史官,如实记录君主及国家之史实,以明君贤臣之言传身教,为万世榜样,教化后世子孙,实乃圣明无比!”

    蔡邕说着说着,竟然说到了刘曜身上,而且这个马屁拍的顺理成章,让刘曜防不胜防。

    刘曜知道,古代中国流行的“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给史官赋予了一个最为神圣的使命——记录天意。

    天子乃是上天之子,其言行、祭祀、军事等大事,皆为天意与天命的体现。

    记录如有半点不实,等于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即为欺天。

    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廷禁止私人著史,私著历史变成重罪之后,也就没人再敢私著历史了,有的也只能算一些文章和笔记。

    北宋时期面世的《资政通鉴》虽然是司马光写的,但其目的并非修史。而是奉了皇命。

    修史权的集中与变化,导致的恶果是皇帝、大臣开始大量篡改历史,为自己粉饰。或用权力,或用收买等方式迫使史官篡改历史,以至于后世之人看到的很多都是“假历史”。

    从唐太宗往后开始,历朝历代篡改的越来越厉害,早期还只是篡改个人形象,到后来连同前朝、乃至之前更早的王朝都遭到了篡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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