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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阂荒昴诠そ车墓ぷ史�4倍，失业消失了，新的住房拔地而起——每一个人都将变成富人……
股票不断升值，也给了约翰·劳充分的资金来源和信心。
在约翰·劳主导下，印度公司在1719年9～12月增发30万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尔，资金用途是偿还30亿里弗尔法国国债。募股的原因，是印度公司在密西西比购买了很多土地，那里有着丰富的金矿资源，获得募股资金后，印度公司的收益将成倍上升。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
可以这样猜测，约翰·劳的想法是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纸币解决财政危机，再通过卖出印度公司股票回购货币，这样流通的货币就不会增多，也就不会有通货膨胀。这跟现代中央银行并无二致，不过是一个回购国债，一个回购股票。
问题是，国债和股票，不一样。
无论如何炒作国债，都不会偏离本金太高，股票，就不行了。印度公司股票被炒作得实在太高了，最后，已经完全是投机。如果泡沫破灭，皇家银行将无法通过发行股票回购货币。
刚才说过，密西西比的故事，是忽悠，印度公司根本没有约翰·劳吹嘘的收益。虽然国库券也没什么实体经济支撑，但国债利率很低，中央银行可以承受。股票本身就是投机性金融产品，交易市场上的人多为资本利得而非红利，当股票价格不能维持收益时，泡沫会破灭，届时将失去回购货币手段，而流通中的货币足以击垮皇家银行。
约翰·劳注定是这场游戏的输家。
1720年，约翰·劳的事业如日中天，王室宣布由他出任法国财政大臣，这位当年的杀人犯、越狱犯声誉在法国也达到了巅峰。据说一名贵妇人曾为见他一面故意制造马车交通事故，颇类似于今天为了追女孩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撞人。
物极，必反。
尽管人们对所谓的密西西比黄金充满了信心，但忽悠毕竟是忽悠，股价不可能无限上升，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天。
1720年1月，一位政坛当红人物孔蒂亲王希望以低价买入一批印度公司股票，同时，希望自己介入印度公司经营。
说白了，这位亲王就是抢劫。无理要求，当然被约翰·劳拒绝。结果，亲王一怒之下弄来三车（四轮马车）纸币，要求约翰·劳兑付黄金。
尽管皇家银行兑换了这几车纸币，单纯这一件事也远远不能冲垮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但是，这件事提醒人们，纸币和股票毕竟不是金银，它就真这么值钱？
精明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兑换黄金，并逐步将之转移为窖藏。更不幸的是，一些谣言（似乎不是谣言）也开始流传：密西西比流域并没有发现金矿，约翰·劳所谓的黄金神话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故事。
股价崩溃，往往从谣言开始。
1月份一个月，印度公司的股价就从2万里弗尔跌倒了1万里弗尔，而且是在约翰·劳开始回购股票的情况下才稳住的。
如果约翰·劳能沉住气，密西西比泡沫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皇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是50％，比巴塞尔协议规定整整高6倍，一般情况下，能够保证兑付。
约翰·劳没有沉住气。
在他建议下，王室宣布：彻底禁绝金银流通，只有纸币才是法定货币；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尔的金银，都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谁传播印度公司的“谣言”，就要被抓起来送到新奥尔良。
不打自招，以前关于密西西比，人们只是传言、只是猜测。这种行为，只能证明约翰·劳心虚，传言是真的。
1720年5月，法国国务会议估算全法流通的纸币为26亿里弗尔，而皇家银行只有一半的储备。会议得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只要将纸币贬值一半，就可以足额兑付黄金。这个相当离谱的法令直接导致了印度公司股价崩盘，7天后，王室不得不宣布法令作废，此时，印度公司股票已经掉到了1000里弗尔以下。
约翰·劳的家门口再次门庭若市起来，不过，这次来的是暴徒——袭击约翰·劳的暴徒。愤怒的人们把约翰·劳的马车砸的粉碎，消息传到王室的时候，正在开会的贵族居然爆发出欢呼……
其实，印度公司股价后期的跌幅远没有传说中的离谱，1721年9月也不过跌回1719年5月的水平，约翰·劳设计的这个体系还是有可能支撑下去的。
关键时刻，王室背判了约翰·劳。
王室免去了约翰·劳财政大臣职务，他被一脚踢出内阁。10月，摄政王宣布废止纸币流通，剥夺了印度公司一切特权。
挤兑，已经不可避免了，曾经烜赫一时的法兰西皇家银行在一片喧嚣中关门大吉。密西西比泡沫给法国留下的伤痛是无法弥补的，泡沫破灭的时候，纸币面值连续下降，整个国家的财富在瞬间蒸发。
因为，此时国民对未来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此后80年，法国都没敢再重建银行体系，始终使用铸币。
约翰·劳不只是财政大臣，还曾经是流窜犯。面对个人危机，他又使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出逃。此后，这位金融天才以赌为生，在威尼斯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尽管如此，约翰·劳还是做到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断给摄政王写信，希望重回法国扭转乾坤。1723年，摄政王暴毙，彻底断送了约翰·劳的金融梦想。
约翰·劳的结局告诉我们：就算贵为财政大臣，学一门手艺也是多么的重要啊！至少，在失势的时候能保证你过上富翁的日子。
每当看到这段历史，我都惊讶于约翰·劳的金融天分。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羡慕他的成就和经历：不但是当代经济学先知，在学术上开山立派，而且，得到了实践自己学术思想的机会。其实，约翰·劳设计的金融体系并没有过多错误。如果非要说错，他确实不应该选择股票作为回购手段，更不应该炒作密西西比泡沫。
“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
——查里斯·麦基
巴士底狱到底有什么
民兵走向巴士底狱——据说是象征着法国封建王权。其实，巴黎最大的弹药库就是一座监狱——巴士底狱。
约翰·劳时代，法国居民分为三个等级，依次是教士、贵族，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被称为“第三等级”。约翰·劳倒台之后，前两个等级成为特权阶层，可以免税，第三等级成了赋税的唯一承担者。
此时的法王是路易十六，也就是另一位被砍头的欧洲国王。与查理一世不同，路易十六其实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否则，他完全可以按照旧套路混下去，把越来越难缠的矛盾留给子孙。
他很清楚，要想称雄欧洲，必须推进改革，让特权阶层对王室和社会负担应有的义务。于是，来自日内瓦银行界的芮克成为财政大臣。
应该说，芮克是一个很圆融的人。
到任之后他没有马上力主向特权阶层征税，而是通过银行界向法王贷款4亿里弗尔。此前，法国王室在欧洲已经根本借不到钱了，人们都认为芮克将是一位称职的财政大臣——在4亿贷款花完之前。
在贵族阶层有了一定人脉后，芮克才着手改革：削减贵族收入，紧缩宫廷开支。而且，国王甚至大贵族对改革是支持的，毕竟，王国是国王的王国，搞得破破烂烂，就算是国王也没什么面子。
接下来的事情，却让芮克以至国王始料未及。
芮克只是削减了中小贵族、僧侣的收入，尤其是限制了内廷人员挥霍。这，也是无法忍受的。
尽管国王和大贵族是制度的根源，但是，惯于挥霍的小官僚才赤膊上阵。尽管他们所作所为并不比自己的上级更过分，但是，他们剥夺的对象是赤贫者，因而，表演更为刺目。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把权力发挥到极致，那才真是国将不国。
这就是当时法国的现实，这些人也是芮克想改革的对象。
问题是，底层贵族是大贵族的手臂和触角，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真去断手断脚，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5年之后，改革仍旧毫无进展。
万般无奈之下，1781年2月，芮克公布了著名《财政报告书》，公开了王室收支。这是芮克无奈的呐喊，希望《财政报告书》能唤醒贵族们的良知，减少挥霍、稳定财政。据他估计，正常情况下，政府每年有1000万里弗尔盈余，却不承认有4600万的赤字。
与虎谋皮！
每个人，都有良知，仅限于个人事务。
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的，不是我的。我良知苏醒了，收入却没了；我有良知，谁又会对我有良知？
《财政报告书》公布后两个月，芮克黯然下台。
路易十六用尽了各种方法，但是，特权阶层仍旧不肯屈服。路易十六失去了耐心，1789年5月5日，他发飙了：宣布召开三级议会，向议会提案强行对特权阶层征税。
路易十六并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打开。
在路易十六的偏袒下，第三等级代表宣布：第三等级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抛开前两个等级。
然而，国民大会马上就脱离了路易十六掌控，不但通过议案对全体国民征税，还同时要求通过《宪法》。
内有热情澎湃的三级代表，宫殿之外更是人声鼎沸，而且，这些人似乎要控制君权，路易十六感觉到局势已经失控。7月11日，路易十六调整了巴黎防卫，调任一些久经战阵的军队拱卫首都。
尽管路易十六没有动武，三级议会却把军队将领调整看做对议会权威的挑衅（我其实一直想质问，三级议会是立法部门，在军方应该有权威吗）。本着先下手为强的理念，7月13日，三级议会代表自行组织了4。5万名市民，组成民兵对抗国王。
民兵干的第一个活儿，就是抢劫了粮仓和军械库。
在军械库几百步之外，就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且是几个团的力量。但是，由于未接到命令，军方未对民兵（抢劫犯）动武。
民兵，兵不血刃抢到了军械。
刚才说过，民兵抢劫的是军械库，军械库，只有军械，没有弹药。
7月14日，民兵走向巴士底狱——据说是象征着法国封建王权。其实，巴黎最大的弹药库就是一座监狱——巴士底狱。
8000革命者去攻打的巴士底狱，只有32名看守和7个犯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因性行为出格被关押的伯爵和2个精神病人。为了7个犯人，民兵付出了98条生命，顺便打死了1名士兵。
这，便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7月15日，国王仍旧在没出动军队的情况下承认国民议会为治宪会议，会议开始着手制定宪法。
8月26日，治宪会议公布《人权宣言》：“就权力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
与《人权宣言》相比，巴士底狱的鲜血没有白流。如果到此为止，法国大革命仍旧是一场相对温和的改革：剥夺了封建领主特权，领主财产权却得到了保证，这对法国各阶层基本上是都能接受的结果。
后面的，就有点离谱了。
革命者面临着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革命也要花钱的。
在巴黎，革命者废除了什一税、盐税等很多重要税种，但与各省的谈判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很多省份仍旧支持国王。1790年，革命政府的“税收支出”比例是48％。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