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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头发、听音乐、跳交谊舞已经不稀罕了。小青年们一个二个都穿上了那种包着屁股的喇叭裤，紧绷绷的，甚至连蹲都蹲不下来。
用老职工的话来说，这屁股一使劲，裤子就要绽线，咔嚓一下裂成两半，可好看了。
对自己家的孩子也严加管束起来。
甚至还有家长，拿着剪刀把那两只大裤腿偷偷地给剪掉了。
这时候，随着电影电视的兴起，女青年们也开始跟着电影画报，学着电影演员的样子化起妆来。
一到星期天，往脸上扑扑粉，描描眉毛，涂涂口红、抹抹红指甲，踩上高跟鞋，换上新衣服，出门晃两圈。
这些化妆品，都是从沪上带回来的。
一时间，惹来无数羡慕。
连队里的一些小姑娘，也偷偷地跟着学。
没有口红，就用腮红代替。没有眉笔，就用烧过的火柴杆描眉。没有指甲油，就跑到小溪边上采了海娜花，包在指甲上，几天下来就把指甲盖染得红红的。
像那个江慧勤，从小就喜欢作怪，长大了也没好多少。她上学的时候，在路上抹上红嘴巴去学校。到了放学回家的路上，再用手抹掉，以免被家里骂。
小伟波说，那个江慧勤在学校里偷着谈恋爱，她喜欢班里的一个叫齐波的男生，还给人家传过小纸条。
黎元元听了，只觉得好笑。
江慧勤的思想，这么快就发岔了？这个心思咋从未用在正道上？
想想这一家人，还真能折腾。
去年，江长发的排长没了，成了普通职工。他们一家，夹着尾巴过了好一阵子，最近却因为“海外关系”又抖了起来。
初夏时节，江长发的堂哥从香港回家乡探亲。
他堂哥带回来了各色各样的洋玩意儿，可等江长发赶回去，东西早就被分光了，只剩下一些女式长筒袜没人要，于是就打包带了回来。
到家后，给六个女儿一人两双，都是那种到膝盖的白色尼龙长筒袜，紧紧地崩在小腿上，上面还带着网眼和花边，被称为“香港袜子”。
这种袜子，配上皮鞋和裙子，颇为惹眼，也很洋气。
连队里的职工，这才知道江长发家里竟然有“海外关系”？
一时羡慕的有之，不屑的有之。
有喜欢打听消息的，很快就打探到了原委。
原来，江长发的堂哥在解放前随着海峡那边的部队撤退后，就在外面当了海员。他在一艘远洋货轮上干了三十多年了，没结婚也没有孩子，现在已经退休了，在香港定居。
今年，借着内陆开放之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看看。
老家的亲戚问他堂哥，为何这把年纪了还没成家？
他堂哥说，那边的女人都是骗子，一骗到钱就跑了。像他这种做海员的，常年在外面漂着，根本就看不住老婆，所以也不敢结婚。
亲戚们一听，都哈哈大笑，感觉还是家乡好。
看看这个江家的老大，都一把年纪了还是个老光棍，连个老婆都娶不上？
他堂哥在老家一住好几个月。
家乡那边很快又传来了消息，说是堂哥想带一个女孩子去香港，当养女。等长大了，可以去工厂里做工，那边的工资很高，挣钱可不少。
这个女孩子，想从兄弟家里挑选一个。
江长发一听，就动了心。
赶紧给堂哥写信，想争取一下。
结果，那个江慧勤就到处给人家说，自己要去香港了，搞得班里的同学都知道了。还有调皮孩子找到那个男生，问他：“哎，齐波，江慧勤是不是要带你去香港啊？”
一些不明真相的，对江长发一家很羡慕。
以后他家里是不是就要挣港币了？听说，香港那边穿的裤衩都是透明的，下流得很。小姑娘到了那个花花世界，想不学坏都难。
关于“海外关系”这事，刘文娟家最生气。
过去，她爷爷家里是个地主，加上“海外关系”，才被下放到了边疆。因为这个，搞得那么多年都抬不起头来。
可这个江长发却隐瞒历史、假装进步，靠着一张嘴巴混得人模狗样的。在连队里，还时不时去指导员那里打个小报告，监视他们一家的动向。
搞了半天，他们家也有“海外关系”？
还和那边的部队牵扯？
这可比自己家的情况严重多了，在运动中如果有人检举，直接就是个狗特务。
看到现在政策变了，就拿着“海外关系”当幌子，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样的投机分子，脸皮还真厚啊。
黎元元听到这些，也不得不感叹。
投机分子，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
这个社会学学得好，也是一种本事啊。
不过这个素材，给她带来了灵感，于是很快就创作出了一个小短篇，名字叫《长筒袜》，对当前这种崇洋媚外的行径进行批驳。
她明白，这只是个开始。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精神境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优良传统消失了大半，躁动茫然被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所替代。
昔日的理想追求，再也不复存在了。
第121章 喜相逢
*
社会风气变了。
在这股风潮的涌动下； 象牙塔里的学校也受到了波及。
黎元元听说，无论是小学部还是初中部，都出现了几个“坏孩子”。这种坏； 并非以往的那种调皮捣蛋； 而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混账。
在小学部，有四个男孩子聚成一伙，以一个叫崔小喜的孤儿为首； 专门和学校老师作对。
他们纠集在一起； 逃学逃课，在校外的小树林里晃悠。
一到半晌午； 就跑到教室的后窗户外面大声喧哗，砸窗户玻璃； 往教室里丢小石头，恐吓班里的同学。
而捣乱的主要目标就是宋爱民老师。
只要教数学的宋老师一上课； 这几个人就聚在了一起，趴在五年级教室的后窗户外面捣乱。
宋老师好话歹话说尽； 可那个叫崔小喜的，就像和她结了仇似的，专门和她作对。严重时； 甚至无法正常教学。
宋老师没有办法； 只好去找校长和教导主任。
可对学校里对一个孤儿又能怎样？
两年前； 崔小喜的父母都前后病逝了。
他家里有两个姐姐，靠连队里的救济过活，按照政策一直供养到十八周岁成年为止。后来； 他大姐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二姐还在读初中，他在小学里一连留了三级，对学习也失去了兴趣。
自己不想学也就是算了。
因为无聊，就拉上了其他调皮孩子，结果越学越坏。
宋老师以前教过他，因为教学认真、管理严格，因此得罪了他。
他就跟宋老师耗上了，即便宋老师早已不教他了，可他就喜欢和她作对。在教室外面捣乱时，不但自己动手，还叫上其他三个，教唆着他们一起闹腾。
那三个男孩子可是有家长的。于是，教务处把他们的家长都请了过来，严肃地谈了谈。
有明白事理的，回去后就把孩子教训了一顿。
有不明白事理的，还认为男孩子皮一点也无妨，反正高中毕业后，早晚要下连队劳动，现在不过是在学校里混日子。不过，孩子不尊重老师，还是要狠狠教训一顿的，于是回家后抓住就是一顿打。
请了家长之后，教室外面的秩序稍微好了一点。
那个叫崔小喜的，落了单，可还是不依不饶的，专等着宋老师上课。可他自己一个人闹腾，终究没什么意思，持续了几天就偃旗息鼓了。
宋老师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那个崔小喜，却和外面的大孩子混在了一起。
这一下，学得就更坏了。
以前只是旷课逃学，和老师捣蛋。现在学得流里流气的，满口下流话，在教室外面扯着嗓子唱下流。歌曲，还和那几个大孩子躲在支渠边的小树林里，有女同学放学经过，就一下子蹿出来，嗷嗷叫着，撵得女同学乱跑。
黎元元有一次放学时，就遇到过，吓得她和几个女同学一溜烟地跑了。
这个崔小喜，曾经和她同过班。
那时，她读小学二年级，这个孩子还挺老实的，除了学习成绩不好留了级，倒也没什么毛病。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说起来，他在学校里还算是个名人。
因为偌大的校园里，就他一家是个孤儿，是个同学都知道。以前过六一儿童节，还请他上台发言讲话，一到逢年过节，学校里就派代表去他家搞慰问活动。
可这种悉心关怀，却养出了这种人？
对校外发生的事情，学校也听说了，却无能为力。
在现有的体制下，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是特别保护，还延续着以往“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
可是，像崔小喜这样的孩子一再出现时，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叫“不良少年”。后来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一个特殊机构应运而生了——少管所。
也就是少年犯管教所，对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封闭教育和劳动管理，把他们与不良环境隔离开来，除了日常学习还要参加一定的劳动教养。
少管制度，把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既保护了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权益，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加以惩戒教育。
这么一来，学校里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改善，对那些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也起到了约束和震慑作用。
*
时光飞逝，转眼学校里放暑假了。
萧哥哥提前写了信来，说是要来边疆看看。
自从回去后，就常常做梦，梦里出现的都是边疆生活的场景。什么场部、营部、排房、代销点、门诊、露天电影院、学校、沙枣林带、稻田、苜蓿地、芦苇荡、排碱渠、柳树林子和干渠支渠，还有昔日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
当然，也包括小元元啦。
黎元元又惊又喜。
同时也有点发愁，京城距离边疆那么远，来一趟可不容易，光这个路费开销就不少。她想，要不把稿费汇过去？
可萧哥哥却说，不用了。
他已找到了解决办法。
原来，京城那边的邮市火了。他想跑去卖一版邮票筹集路费，结果被爷爷阻止了。最后，由爷爷赞助了一笔钱，让他回来看看。
在八十年代，出门旅游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一般人都是趁着去外地出差或求学，顺便看看当地的风景。各大旅游景点，大都以接待外宾为主，为国家创汇增收。像邓萧这样自费出游的，少之又少。
“这太浪费钱了！”田爸爸和王妈妈听说后，啧啧连声。可还是算好了日子，准备坐拖拉机去风口站接他。
一听说要去风口站，几个小将立马来了精神。
除了回沪探亲时，路过风口站之外，他们还没正儿八经地赶过“巴扎”呢，要不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
田爸爸和王妈妈商量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
现在连队里的拖拉机经常跑风口站拉货送货，到时候提前打声招呼就好。
*
八月一号这天黄昏，邓萧拎着一只军绿色的旅行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风口站。
一周前，他乘坐火车从京城出发，经过四天三夜，抵达乌市。
在乌市，许大哥帮他找了一辆军车，一路坐了三天。途中随着军车住在兵站里，倒是省了一笔住宿费。到了舒城兵站，又搭乘长途班车抵达了风口站。
在路上连续奔波了整整七天，累得都快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