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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原刊于《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
11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3至19世纪间，欧洲约有一百万人被控巫罪而死。主要的审判与行刑，集中在16和17世纪，以德国的某个乡镇为例，一天之内有四百人被处死。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基本上都是穷人，寡妇的比例高得有点奇怪。施刑者的分布很广：宗教法庭和民间法庭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做。地理分布很平均：欧洲各地都有，西南欧比北欧和东欧更早开始，也更早结束；美洲也有类似的事情，尤其以麻州的Salem城最为人知。
虽然欧美地区审判巫者的事情，在18世纪时已经结束，但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开发中地区），还有指控巫者与杀巫的情形。例如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就指控巫者散布艾滋病毒使人病亡。崇信巫者与残杀巫者，是古今中外的普同现象。
欧美审判巫者的研究
研究欧美巫者的文献非常丰富，只要在Amazon。打入witchcraft，就可以找到读不完的著作。在中国方面，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研究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是近20年来较著名的一本。在欧洲方面，现在较可追溯的事件，是13世纪时由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的法庭）执行，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就少见到教会介入，审判巫者的事件减少许多。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为何巫者人数后来会减少，其中一种说法是：专业男性医师出现后，女助产士和女性民俗疗者（女巫）的活动空间就少了。
大多数对巫者的研究，都属于某个地区的某些案例或某类行为，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特的见解？因为审判巫者活动最盛的时期，正好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阶段，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小冰期。这会导致农作物欠收，海水太冷也会影响渔获，这对欧洲北部的食物供应，会产生严重冲击。巫者审判增加、气候变冷、经济成长下降，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
为什么要用指控巫者的方式，来消除边际人口？因为巫者的阴森形象，最容易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排斥。欧洲的宗教势力庞大，拥有现成的教会组织网络，方便利用制度杀人。以天主教为例，驱魔是教廷正式许可的作为，去世不久的教宗保禄二世，就曾经在公共场所替一位少女驱魔，但未成功。
如果21世纪初期的欧洲，尚能接受教宗的驱魔，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杀巫现象，就不必惊讶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提到魔鬼，《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猎巫历史久远，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大致说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5世纪初期相当明显，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暂时平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迫害巫者最严重的阶段，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时期。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许多记载巫者的文献，以1484年出版的Malleus Malleficarum为例，这本类似巫术大全的书，对各式各样的巫术信仰、巫者的法力与作为，都有详尽的记载。也提供完整的引导，说明要如何审讯嫌疑巫者，使她（他）们认罪；解说巫者如何呼风唤雨、破坏农作、兴风作浪、打闪电、引发海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现象，却硬要被指控为巫者的代罪羔羊承担责任。
从气象史的角度来看，10至13世纪之间的平均气温，是四百年的「中世纪温暖期」。14世纪起气温开始下降，直到19世纪初期才又回暖。在这段小冰期间，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间，平均温度约比之前的世纪低华氏2度。看起来数字好像很少，但已足够让当时接近北极圈的冰岛被冰块包围，伦敦的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结冻。平均气温降低华氏2度，对农作物有何影响？如果今天冷明天暖后天热，全年的「总积温」不变，短暂的温度失调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但如果整年平均低华氏2度，365天就共降低730度的总积温，那就严重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Stanley Jevons （183582），曾经研究太阳黑子活动对农业歉收的影响，也有人研究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现在Oster要用统计数字，来观察气温变化和杀巫的活动，统计上是否有显著相关。研究欧洲杀巫历史的学者，早就把气候的极端化，当作控诉巫者的重要因素。Oster想用经济学界擅长的计量工具，来证实这项猜测，她得到的答案很明确：Yes。
Emily Oster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但这只是用肉眼来判断，未必有科学的说服力。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她引述历史学界的研究，说各国内战的发生，通常是在景气衰退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农业时代影响收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气候（气温）变化。
2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Oster说，其实现代的坦桑尼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在面临粮食短缺的压力时，会选择清除社会中最不具生产力的份子，而老妇、寡妇、穷人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指控这些人是否为巫者其实不是要点，重点是在那个社会里要用哪种罪名最方便，或是最顺理成章。在宗教性浓厚的欧洲，巫者是最好的罪名。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的陈良佐教授，写过两篇深厚扎实的论文（1991、1996），探讨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气候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1996：323）
这项结论明白告诉我们：西汉末期会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当时的气候有密切关系；王莽虽然极力挽回颓势，积极做了许多改革也徒然无功；汉朝的灭亡和气候的变迁脱离不了干系。过去的历史解释，大都把责任归在帝王的英明与否，其实怎么能把翻船的责任全算在船长头上，而不考虑当时海象与风浪的恶劣程度呢？
参考文献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孔复礼（Philip Kuhn）原著，陈兼、刘昶译（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台北：时英出版社。
Oster； Emily （2004）：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21528。
陈良佐（1991）〈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2（1）：149。
陈良佐（1996）〈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 32381。
12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197984年间，我在巴黎与比利时求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护照允许的地区内广泛旅行。当时的台湾护照，规定不准到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匈牙利、波兰、俄国、南斯拉夫的领事馆会说，我们可以给签证，但是台湾政府不让你来。所以我的足迹就限在北非、西欧诸国与英国。
欧洲的宗教气氛很重，每到个大地方，就会看到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简单说五个。一是巴黎的圣母院，终年访客不断，其实它的高度与面积只能算中等。我走上屋顶逛了一圈，对中世纪教堂的设计与建筑能力，大为叹服。雨果的小说《钟楼怪人》，就是以此为背景，更让游客非到此一游不可。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内部高度155英呎。有好几张大照片显示，二次大战期间科隆被夷为平地，但美军轰炸时完全没损伤教堂，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重要文化财，炸下去就会结下民族深仇。走入这个哥德式教堂的内部，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实在盖得既雄伟又艺术。
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
第三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黛安娜王妃与查理王储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内部高度103英呎。我记得是隆冬时去的，有个管理员要我这个不懂礼貌的访客，进教堂后要脱帽。
第四是罗马的梵蒂冈教堂，参观后才了解什么叫做教廷。我参观过梵蒂冈两次，它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雄伟、最丰富、最权威的教堂。走入大厅后，就有叹为观止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天花板上的壁画，让人有天使正在升空的感觉。走到教堂顶端的圆屋顶，有个金碧辉煌的mosaic（马赛克镶嵌细工图画），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在中段的宽广阳台里，有12尊圣像，各自约有两层楼高，不知建筑时如何搬上去的。教堂内的电梯宽大，有保养很好的木板，给教会的大老当座椅。附设的雕刻馆、美术、图书馆，都丰富到让人摇头。
第五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香槟地区的Reims主教大教堂，13世纪时盖的，有许多漂亮的石雕作品。大门的圆形彩色窗上头，写了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拉丁字：Deo Optimo Maximo。我在Google查了一下，有两种译法，一是To God； best and greatest；二是To God； most good； most great。我觉得都没有译出内涵，但也知道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