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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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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虽有不同,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事难免让人想起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邓贵大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样是“酒后乱性”,同样是权力之手伸向良家女子“乱摸一气”,同样是不能得逞就大打出手、霸王硬上弓,相较邓贵大的死,闵志涛算是幸运的。他只是丢了官,并没有丢命。

面对每起这样的公共事件,公众都可以问出“十万个为什么”。然而答案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即有权有势者忘乎所以,侵害人权若探囊取物。没有人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此行长“酒后乱性”与“顿生邪念”。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耻与暴虐的背后,乱性的不是酒,而是自以为是的权力。

对于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增加“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了。网民之所以愤怒,更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在场的副县长张某不但没有对闵志涛的胡作非为有任何劝阻,反而是助纣为虐。当陈某跪在地上恳请张副县长为其主持公道时,这位张副县长却不无冷漠地在她耳边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说完便扬长而去。直到后来在场围观的热心群众报警后,四名女子才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只许闵行长胡作非为,却不许小女子“胡闹”,这位副县长的觉悟真是高得可以。抵抗歹徒的性侵犯如何变成了胡闹?莫非要将自己生命尊严拱手相送才是良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闵行长有多深的背景,但我们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深过人类的良知,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大过十三亿国民。

有人说,张副县长的耳语表明了权利的困境。然而,社会仍在坚守。无论是几位女当事人,还是围观者,权利的旗帜仍在飘扬。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为什么行长酒后猥亵暴打女子?为什么副县长袖手旁观当看客?此事发生于3月25日,直到两周后才借助一个网帖为大家所知,让我们感谢网络,感谢网络之公开让弄权者无处藏身。据说面对各路媒体的追问与采访,固始县的这位副县长已经玩起了“躲猫猫”。在此,我们也不妨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声:“副县长,别躲了,网络时代,姑娘们也都是有‘背景’的。”

一个伸手乱摸,一个袖手旁观;一个以拳头为暴力,一个以耳语为暴力,他们都在劝说公民,服从于他们的淫威。然而,闵志涛倒掉了,倒在这个时代里,让我们相信张副县长也会继续倒掉。因为他们所推崇的“背景”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大过民意,因为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尊重。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 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 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 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 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 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 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 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 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 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 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 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 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La terreur blanche  La terreur rouge


   Schema 1 Schema2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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