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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所谓的罢免“五不代表”问题，笔者倒是觉得这个建议实在是打错了板子。兼职代表们在日常工作中都是身担要职，长官与老总如此众多，平日公务何其繁忙，怎么有时间有精力去筹划提案？即使愿意搜集提案倾听民声，经费又从哪里来？就算提案上来，所谓隔行隔山，一个人在一个行业是专家，在另一个行业就是最可怕的魔鬼，谁能保证提案的专业性与效率？兼职代表制度的最直接和最不合理的后果在于，议政效果的低下和“高度虚幻一致”之下的不真实民主。无怪乎放着那么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人提（没有人愿提？没有人敢提？！），却总是有一些“市花”“市草”之类的建议出来…制度使然！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代表作不作为的问题！先不奢谈县以上那些非直选的所谓代表，就以基层代表为例，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他们究竟代表谁？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代表有能力、有精力去真正代表民意、履行监督职能？“五不代表”的问题，在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才应该成为问责的标尺。。
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不能仅仅是一次次追问，应该是改革与推进的开始。让书记回去好好地当书记去，让官员回到被监督席！
从制度上解决人大代表专职化设计，给人大的监督提供最起码的体制前提，才是解决人大问题的真正切合实际的开始。一直在外围隔靴搔痒，不光不能解决问题，久拖不决还会使问题的解决越发困难。
人民代表大会缘何开成了“官代会”？
首先，代表结构问题相当突出。数十年来，地方党委、政府及主要职能部门的主政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选举”成了全国或省市人大代表。之所以如此，估计既与官本位根深蒂固有关，同时也存在某些“内部掌控”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政治惯性的推动下，历届人代会期间，话语权势必向官员代表倾斜。相形之下，由于平民代表人数极其有限，来自社会底层的“民声”也就难免不被大量八股般“官声”所淹没。
其次，平民代表诉求渠道不畅。会议期间，不少官员代表口若悬河，指点江山，且多以勾勒本地区、本部门“美好蓝图”，或巧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在这种语境中，原本人数就不多的平民代表，怎敢与同在一个组参加讨论的书记、市长唱反调，如实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群众疾苦呢？平民代表会上斗胆“放炮”，固然履行了做代表的职责，可在公开场合不给“父母官”面子，天晓得会由此造成什么难以预料的“后遗症”？
为避免人代会开成“官代会”，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做好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尽快调整代表结构，大力削减官员代表比例，适当增加普通群众代表数量；二是对代表提案和发言内容作出必要的规范，要求必须有多少篇幅和时间专议民生问题；三是建立相应的会议制约机制，不允许官员代表夸夸自谈，把人代会作为“高峰政绩论坛”；四是有的分组讨论，不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甚至可以让本地官员代表暂时回避，以利于平民代表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来自普通群众的呼声。
在当今社会转型变轨，各种矛盾并存，社会各阶层利益剧烈碰撞的特殊时期，农民等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为什么沉默？不是他们没有需要表达的愿望，不是他们没有正当而急迫的诉求，而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话语优先权；通俗地将，就是没有说话的地方。所以他们只能保持沉默。但是，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议政监政督政的法定代言人，为什么他 们中的大多数都沉默无语呢？
“人民代表”不是荣誉、不是称号、不是特权的象征和虚张声势的“红顶子”；而是肩负重担的一种职务。而有职务的人就应该负责任，人大代表为什么沉默？究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如代表产生的渠道和程序问题（名义上是自下而上，实际上是自的上而下）；代表的政治热情问题；代表的自身素质问题和参政议政水平及能力问题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前这个群体还吃着“政治大锅饭”，过着计划经济时代“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幸福生活。
在美国，国会议员不但是专职的，而且国会还为议员配备了大量助手。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官员”没有“党委官员”的提法，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从人大代表的职责来看，人大代表去官员化提高是指政府官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官员，而不是包括党委的领导干部。因为国家公职人员不应同时充任两项公职，负责两项相互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职责。如果要当人大代表，就不应该出任政府官员或者“两院”工作人员。否则，一个人作为人大代表是监督者，作为政府官员是被监督者，他就无法履行职责。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执行者，“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么不参选人大代表，要么在当选后辞去其担任的“一府两院”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职务。这应是现阶段人大改革中可以立即实施的举措。
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很少能在街上看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全国人大也很少征询普通人的意见。西方评论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大多数只是举手机器。
在领导者更象父母而不是公仆的中国，如果人大代表能够在公共媒体亮相，将减少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让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人员，有办公室、有预算和工作人员，从而让每个代表拥有公平的机会。
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法治的需求经历了渴望立法、寄望司法和限制行政权三个阶段。现在司法独立和行政权限制已经有所进展，但人大制度改革却一直不见动静。
目前人大制度的薄弱环节存在对行政限权和司法独立的负面影响：一是人大制度缺乏刚性，导致行政主导的总体旧制无法得到有效改变；二是柔软的人大无法对司法形成制度性支持；如外国司法部门的经费都是从国会获得支持，而中国的国库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司法独立需要的独立用人权和财政权都无法从人大获得支持。
司法的命脉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独立也就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制度的停滞状态不但影响了民主的进程，在具体制度的变迁上更是拖了行政限权和司法独立的后腿，使得后两者的改革很难继续下去。
立法的严肃性会导致立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效率，但这种低效率必须能被容忍；而代表人数过多就很难被容忍了。因为有人曾经研究过，任何一个会议，人数超过一千就无法议事。
局部改革最容易出现的困境是提、头痛医头的结果，头治得暂时不痛了，但别的部位却痛的更厉害；解决小问题后却出现大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上一直对司法独立抱有怀疑，因为是司法已经很腐败，在现有制度下让他独立是不是会更加腐败。
西方政治制度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或者上院和下院。这种区分的目的还是分权；立法权强大使得除了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之外，还需要用立法权本身的分权来限制其权力，以保障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较量能够以比较均衡的结果出现。议事结构之间本身的相互制衡是立法合理的重要保证。
16。4 关于民主与政治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未来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如何民主化上，同属于改革派的经济派进派和渐进派，都没有找到符合实际的切入点。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切入点是什么？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也许是一个现实的切入点。
政治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英明的独裁要比大众民主在行政决策上效率高，成本低，人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民主政治？这是政治权力的特点决定的。为了顺利运作，政治权力总是与军队、警察、司法等暴力工具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政治权力就具有了两面性，它既可以通过暴力为公众利益造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政治权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它也可以利用暴力谋取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成为掠夺人民财产和生命的私人暴力。
如何确保政治权力能够真正为公众谋福利？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在权力来源上，确立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理念，并通过代议程序把权力赋予当权者；二是在权力的行使上，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和监督。
大多数民众要么没有能力从事政治，要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最低的期望就是政治不要伤害他们。能够伤害民众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可以动用暴力。民主政治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政客们不能动用暴力恐吓民众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也只能想办法迎合民意，为民办事，取信于民，从而让民众自愿服从政客的安排了。
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是，行政管理者对军警司法的动用，必须得到人民代表机构的批准。目前中国各级行政不仅可以任意动用警察，干涉司法，甚至发展到为私人集团的利益动用暴力，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趋势是，经济的私有化导致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私有化进一步导致暴力的私有化，行政最终沦落为与民争利的暴政。而执政者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权力与暴力结合，从政就是拿生命做赌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权力之争，都或多或少的动用暴力，结果都是一些失败的政客或被迫害或被惨杀，政治成为人们在身心上最残酷的游戏。民主政治让所有从政者远离暴力的野蛮和生命的危险，成为文明行为和赢得民心的舞台。
权力的使用过程需要监督和约束。目前中国采取垂直领导体制，由上级领导来管理、约束下级领导。这种垂直监督注定会失败，因为二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上级领导要有效地监控、约束下级领导，必须对下级领导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至少在获取有关下级领导的信息上，有一定的对称性。但实际上，一方面上级领导和下级领导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存在时空的距离；另一方面上级领导面对的是数十个下级领导，再加上正副职，如此数量众多、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下级，上级领导如何能时刻了解他们？在这种监督、约束不力的情况下，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某个地方的人才能了解该地的领导，也才能监督、约束他们。因此只有通过与各级、各地政府相平行的人大，才能真正地监督、考核、约束各级各地的领导，并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即从现在的垂直监督演变为平行监督。
目前的问题是，各地的人大并不能对各级政府产生有效的监督。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人大代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代表。从构成上看，各级人大代表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官员，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另有三分之一是劳模、名人、企业家等，他们成为人大代表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而已，作为民意代表行使对官员的监督，可能既不懂财务，又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