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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员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象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或者有无。
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
收费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
“挣扎与较量”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状态。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官员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不良行为：
一是变相寻租；二是滥用红头文件；三是索要物品或产品；四是安排人员。
重农轻商，是各个王朝奉行的国策。抑商却不等于消灭商业，尽管官府鄙视商业和商人，对商人手中的钱却一点不鄙视。不少工商业者在官府的盘剥之下倒闭、破产，但是官府的商业、官僚支持的商业却很兴旺。官网恢恢，自有向官靠拢、以官为奥援的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
官商结合，权力与金钱结合，产生的合力将比简单的一加一强大得多。官商结合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得到权力官员们认可的企业家，在今后的商战中就已经取得了制高点和优势。这是一笔难以估量的创造辉煌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
在任何国家，政治都不允许非法经济上台面。政治体制不作重大变革，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凡是渗透进了政治权力核心的企业集团，如果不发生政局变化，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证明了的一条规律。
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捍卫人民的自由。有产者不希望政治权力侵害自己，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治权力侵夺，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中国封建官吏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是始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封建官吏，打一开始就集官僚、大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于一身。这种“四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
虽然重农轻商是历代共同推行的政策，但实际上历代政府反对的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反对民间经商，起码是反对商业的“主渠道”掌握在民间手中。这里面有争夺商业利益的经济因素，也有便于专制统治的政治原因。
所以，政府介入商业活动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到汉朝则全面对盐、铁、酒、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管制，并从管制流通过程发展到管制生产过程，形成官卖、官营、官贷等官商合一的“国家经济”。然而国家是一抽象物，具体操作必得由各级官吏之手，于是经商成为国务或者国家公务的重要事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官商合一：一个是个人意义上的，一个是国家意义上的。这两个层面势必要融汇成一片，因为人世间还不存在着一种力量足以阻止这个融汇过程。一般的仕宦，“达则兼济天下”时，对各种形态的官业“负有责任”；“穷则独善其身”时，又“先天性”地注定是公共产业的经管者。
官商合一的现象借商品经济之东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官吏自古以来从未如此地与经济打成一片，直到出现了“官僚资本”这个怪物。
官僚资本主要是利用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既如此，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其贪污不法的伎俩；上行下效，也就无理由去阻止下属的贪污不法。
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国家垄断，可能有利于国家于一时，而对百姓的损害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是国家垄断，没有竞争对象，商品不愁没有销路，其质量与价格难以保证；国家垄断其实是官僚垄断，大大小小的官僚成为经营者，他们将国有资产视为己有，偷工减料，抬高物价，对消费者巧取豪夺；由于是国家垄断，其生产与销售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官僚主义，或强行摊派，或无货可供，更谈不上什么售后服务。当代中国人经受过的官商的种种弊端，古代早已经出现了。
什么是商机？决定商机的是人际关系。商人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半靠市场，一半靠权力。由权力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权力利用市场，市场膨胀了权力。
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似乎也不太真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得到好处，商人主动靠近官员；二是因为通行潜规则，你不靠近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商人与官员走得太近，就容易有权钱交易的嫌疑。权钱交易当然与公共利益不符，也与法律相背。然而很多官员和商人还是愿意走得很近，即便有在法律面前输得落花流水的可能。这些人或许认为，现实中钱权结合体输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忘记了机会成本却很大。
难道是精明的商人不知道与官员们走得过近的代价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以权力结构为主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是弱者。在一个制度尚无法约束官员贪婪本性的市场环境中，商人们多少还是尴尬的。官与商之间距离的远近，事实上真切地反映出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商人与官员之间距离的远近，依赖于民营家企业的自律程度，依赖于官员依法行事的自觉程度，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最重要的是后者。在当下，所谓官商勾结的事情发生，板子应该更重的打在官员身上，打在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身上。因为没有制度的改良，没有执政行为的变化，怎么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出现呢？
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中国打一个晃子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以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弥于无形了。
商人从来是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透视人生的。这种分析法可能最接近于一个物流横溢的社会。有了经济实力，还要会应用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力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如何从体制内寻求资源成了企业运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巨型项目因为选择地址不当，造成巨大浪费。多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词语，这就是“跑项目”。打听到上级（国家、省里）准备建设或者引进一个项目，地方官员就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把它建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也有的是自己提出建一个项目，争取中央或者省里拨款。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了评价地方官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尺度。因此也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了“关系项目”、“首长项目”。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是一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改革，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官与商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商家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不与官家发生关系。有些企业家就是由官员演变而成的，有些官员也是从企业家转变的。
所以，在我国改革初期阶段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官商有时是不分家的，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任何活动都是官商勾结的活动。如果现阶段不要官商勾结，那就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让政府的官员来唱独角戏，来直接指挥商（企业）。那种状态没有官商勾结，只有官商一体，官指挥商。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经济资源已经大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现在再搞官商一体化，就有违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嫌了。
上海最近暴露出来的挪用社保资金一事，以及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就是官员参与市场和掌控市场典型。而地方那些小煤窑，每每暴露出一些官员兼矿长的报道。许多官员一边做官，一边办企业。这种现象说起来不合法，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