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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社会公众将越来越缺乏信心和耐心。底层弱势群体内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在孳长。破坏公共设施事件，不管对象的滥施报复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发生。马家爵事件、河南农民艾绪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制造的“艾氏911”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反社会心理孳长的典型事件。是反社会心理孳长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当今的大陆中国，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置于一架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机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动而混噩地被转入恶性循环的漩涡。物欲、支配欲逾强的人们，逾试图进入以权力为核心的旋转中心。而其他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地边缘化。这样的状态，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良性互动机制，已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基础于这种现实而试图建设一个定型的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悠久的极权政治文化，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思维始终立足于加强控制和镇压。这种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是全方位的。因此严重地伤害到社会的活力。单纯的加强控制和镇压，不但不能达到渲泄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使矛盾危机和加强控制的力量，沿着互为同步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来解决。而如果从源头做起，又牵涉到太多的矛盾积淀和利益纠葛。
在顽固的泛政治化极权思维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会对哪怕些微的小动作政治改革都抱极敏感的态度。总是敏感到认为政治形势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程度。就是这种对社会极权化控制的思维，导致了危机积累机制，导致社会总是向腐败和崩溃的方向滑去。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的人群，都应该放弃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思维。争取在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渐进而切实的政治改革。
以上就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对当前大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解读。也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全景性勾勒。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时期。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剧烈而空前的变化。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不应该放弃思考。只有这样，民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启蒙，民智的真正全面启蒙之日，就是中国的历史天空晨光曦微之时。
24。7 “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像：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密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像尤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