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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它难以言表，又真实的存在，且不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我们就必须正视它，揭示它，让它浮出水面，再去剔除它的负面作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一个界定。
官场潜文化形态，是在官场中通行并独有的，以社会心理的感受、意会、领悟等方式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形态。
当然，其中又有许多需要界定的概念。我们就从它的几个特点来进一步说明它。
1、独特性
它特定的存在于官场，表现于官场中的为人处事所特有的，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文化现象。官场的边际壁垒很强，圈内圈外一般不能共通，以社会公众的文化去行事，就行不通。你深入其中之后，慢慢体会，得其要领，才能顺风顺水。不入其中，难得要领。你如不得要领，或反其道行之，那就寸步难行，甚至被踢出圈子。李昌平就是典型一例。
2、隐蔽性
我们一般人接触到的官，都是处于舞台上化好妆的。走上前台的是以文件、讲话、理论包装起来的具有角色面具的官，他们作为人的深层本质已经藏于幕后。所以看官员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观念 ，就不能看他讲什么，而只能看他在干什么。我们评价某人会做官，不是指他会讲官方的理论，而是讲他会按官场的文化游刃有余。
3、意会性
隐蔽性就决定了意会性。这种文化不以理论形态存在，以社会心理、传统习惯、社会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以非书面文字形态传承。他以逆淘汰的强制方式变成文化基因，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遗传力。
4、普遍性
它在官场是普遍具有、普遍通行、普遍适用的文化形态。普遍性在于它的实用性。在垂直分布上看，追求实用性的目标上可能不同，越向下向基层是追求自己获取利益的方便，越往上就是越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政见。所以，所有官员他能有效的为官，就必须运用为官的文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很正面的文化表达。百姓不会有此想法。“升官发财”是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而不是析取的选言判断，表明了为官的真实目的。 一般人就不会有如此的文化表达和精神感受。
三、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几个关系
1、历史继承性与现实特性
旧中国的官场历史几千年，已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场，但专门揭示它的理论著作没看到。清末的《官场现行记》、《20年之官场怪现象》等是反映官场内情的文学作品。其中能看到对官场潜文化形态的描述。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的特点，虽然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官场的结构没变，这一特点也没变。官场的文化形态包括显形的和潜形的也就都没有大得变化，还在不断积累、精细化并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渗透。获得了顽强的遗传能力。
现行的官场与旧中国的不同。但我们无法走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没有被割裂。
新中国刚刚建立，共产党推翻了旧政府，必须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同时，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也是对旧官场的否定，有一股清新气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文革完全打断了新政权的建设进程。拨乱反正建立起来的后文革政权，又不得不和已有的17年划清界线。更重要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英明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来不及对官场下手（可能）。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官场中交易观念的渗入，又缺乏民主的监督，为旧的封建专制式的官场文化的继承，为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结合起来渗入现行官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人民对腐败的政治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再加上一段时期形式主义政治的大流行，又为官场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为现在官场改造平添许多阻力。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官场有很重的病态。这就是现实特性。正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官场的文化形态，更要重视那些不成文的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潜文化形态。
2、全局性与局部性
官场潜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必然带有全局性，具有通病的性质。但在此特点下，不同的区域还会呈现局部的特点。其特点和那一局部的最高首脑的文化品质密切相连。他的喜好，他的作风，他的处事风格，都要表现出来。根本没有成文的东西，但可以说哪一局部的官场，就是那一局部“一把手”品格的官场。爱卖官的就必然造就一大批买官的，爱造假的就是一个造假团伙。
四、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基本范式
对官场的潜文化形态不好以理性的文字表达，为了方便还是牵强的归纳几点，以便大家思考。“范式”是引用了科学逻辑的概念，指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遵循的基本概念。
1、“唯上”原则
一切以服从封建专制为最高需要，是旧官场文化形态的核心原则，这在潜文化形态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按说，服从上级是科层制管理有效性的必须，并不算潜文化形态，但封建的唯上，不是简单的服从。在现实社会中，把服从上级变成封建式的“唯上”，也就顺理成章了。科层制的管理也就变了味。更何况“唯上”还以爬上、拍上、畏上、欺上等变形的心态表现出来，就不是显形的了。
在封建专制下，对皇上必须是绝对服从，这一根本前提不可动摇。那么，怎么把服从与个人目标结合起来，就不得表现出丰富性来。
对“上”不需要进行前提性质疑，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惟命是从便好。这是最简单的事了，但做的巧不那么简单。
记得有一件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为了给毛主席说句话，徘徊于毛的卧室外，那种心态很耐人寻味。想了一遍遍的话，想的充分有理，但一见到毛，又发现自己是站在一个先知先觉面前，马上否定了自己，转而认为可能自己不对。对于毛彭这么熟悉的人之间，还有这么微妙的心理，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的彭大将军有那么大得功劳，又是那么的耿直的性格，也没逃过畏上的心态。
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精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干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干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4、名份为先，面子有钱
中国的官场最讲究名份，名份渗透在各个细节上。吃饭谁坐哪，说话谁先讲，进门谁先进，发言谁先发，排名怎么排。，都有一定之规，冒犯不得。那其中是包含权力等级的，有明显的阶位之差的。谁先讲话，不是话语本身内容的次序，而是一种规格、待遇和象征，是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大多都是桌面上的摆设和象征，而主政者的内心理念却要起到主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大伙一块照相有几次是不坐，而站在后排的旁边。马上就有高级干部讲，你看胡连官场的规矩都没了，他这个官坐不长。果真如此。
讲名份就更要讲面子。面子是权力影响力的表达方式。谁在公开场合说话对权力稍有冲撞，这不给面子的事会被记的很深。这些还都是现象界的情况。在官场面子作为一种权力影响力的象征，那是有价值含量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资本使用的。需要办事，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喂，老兄，我那事你就给点面子么”，事办成了，回头自有该有的回报。如果没给办，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