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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就有卖官制度，皇帝遇到灾荒，财政困难，就卖官应急。但是，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第三，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在马德卖官案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我们知道，每个交易者都有任命他的上级，但上级仍然是代表，并不是主人。在理论上，中国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中央政府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省里由县里选，县人大代表才由选民直接选举。那么一个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如乡党委书记距离真正的主人有多远呢？
至少隔了十个环节。按照血缘关系计算，早已出了五服，不算亲戚了。在这十个环节中，每个环节即使只搀杂十分之一的私货，经过十次搀杂，主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代理人还可能插手选举，在每个环节搀一点私货。如此这般下来，一个代理人的短期行为盛行的社会，一个无人负责的“官天下”，就算发育完全了。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委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的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教训。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选举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的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的是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身处买官卖官链条中的官员们知道，制造需要，保证需求，才有稳定的收益。
官员的腐败，从来就离不开买官卖官和行贿受贿。时代虽然进步了，但就腐败的方式方法，基本上都是老套子。
人事政策成为一把手手中的橡皮泥，想圆就圆，想方就方，可以为买官的人度身定做；民主考察制度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干部任用上的“一把手说了算”，加剧了下级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与无原则的盲从，下级的附和与无原则的盲从，又助长了其卖官的嚣张。
时下掌握了官帽，无疑是掌握了一种最稀缺、能量又最大的政治资源。
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办事依照的是官场的“潜规则”：
因为是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要在一把手身上多下工夫。
用公款在节日给一把手送礼，早就是公开的潜规则。
买官要走夫人路线也是官场潜规则之一。
社会上买官的事情久禁不绝，趋之若骛，这就说明成功者绝不是少数。
买官的人都要做市场分析，而且会发现卖官鬻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变数，必须送钱外加送尊严。
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官场上已经形成了潜规则：那就是贪官们贪污、受贿所得来的钱，是不能自己独吞的，自己得一点，向上送一点，否则就有可能翻船落马。于是，在官场中，便形成一条无形的“食物链”，即高官吃大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反过来，这种从上到下的通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高官要提供官位给大官，大官要提供官位给小官，除此之外，高官还要庇护大官，大官还要庇护小官，形成一条利益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买官卖官中，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是主要原因。但是不知道人们想过没有：一把手是天然就具有不可约束的特性。还是可以受到约束的？如果一把手是可以约束的，为何出台了那么多的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一把手”都起作用？如果一把手本身就不可约束，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又非要指定“一把手”？然后又作“监督制约”的无用功，发一番“一把手难监督”的空感慨呢？
卖官的实质，不仅是出售公职个人得利，更重要的是权力不经民意而私授。
某些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上项目、批贷款、股票上市、等经济活动中谋求私利，这种腐败现象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恶果。而“买官卖官”，则把权钱交易运用到干部任用这一关键环节，渗入到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它所带来的危害，远比经济活动中的腐败大得多，是一种腐败升级。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道理，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在一些地方，也就是“跟人”。所以，干部作为“决定的因素”，本身就具有决定“路线”的作用。所谓“路线”，无非一张“升官路线图”，只是类型不同而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位卖与不卖，区别在于“上之所好”不同，不足以区分腐败不腐败。所以，买卖官位，听 好象“性质特别恶劣”，民愤大到极点，实际上与别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太大的区别，官的事情越来越多，不过是现在金钱的作用大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上峰所喜，越来越在于金钱，而且不再乎取之是否有道罢了。另外，得钱以后，是给以官帽，还是给以工程、贷款，也相差无几，无非都是买卖。自然要服从将钱买货的规矩。
关键在于他们“有官可买”，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官位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商品。官员的职位失去了公共性，不需要由公众来认定，也不需要对公众负责，就必然会变成私人财产，被人用金钱、美色、古董、数字、鞍前马后的奉迎等等去交换。如果这种交换需要由一个小圈子来确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公义”，其实不过是寡头分肥、利益均沾的交换而已。如果这种交换只需要“一把手”个人拍板，它就变成了赤裸裸地“独吞”。真正说来，人们常说的“卖官”，只是狭义上的；而广义上的卖官，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金钱，也未必只由“一把手”说来算。只要官员不必由民众选择，不必向民众负责，那么官位的授权就可能存在广义上的卖官之嫌。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腐败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至少有两个逻辑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首先，腐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性质。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如果这种升迁必须用“买”来实现，那就必然进入一个逻辑之中，即仕途成为一种商业投资，必须用腐败来收回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收益；其次，腐败具有很强的扩散性。一人卖官意味着多人买官。在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某县原县委书记卖官案中，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在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任职34个月，先后收受72人175次63万余元贿赂，其范围遍布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这里涉及的每个买官者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腐败者。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实生活一再警示我们：用错一个人，凉了一群人；一个腐败分子为官，一大片事业遭殃；那些一掷千金的“买官”者，图的是什么？就是要以钱换官，再以官捞钱。这些人奉行的是一本万利的钱权交易，一旦官位到手，定会变本加厉地把“买官”所用投资捞回来。“买官卖官”盛行，必然是投机钻营之徒得势，清正廉洁之人受挤。这样的风气、氛围和价值导向，必然会是“衙门口朝钱开，有才无钱莫进来”。比如是商场好赚钱，趋利者接踵而至；官场上能买“官”，买官者趋之若骛。由此刮起的必然是一股腐败的恶劣政风，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党群、干群关系的破裂，党的执政地位的动摇。“卖官”卖的是权力权势，卖的是道德灵魂，践踏的是党纪国法，毒化的是党风政风，丧失的是人民信任。
如果单纯从操作的难易程度上来说，选官不如提官，提官不如卖官。
在民主国家流行选官，并且只能选官，这叫官来自于民，受制于民，奉献于民。而且选官的过程十分复杂和严格。提官就容易多了，顾名思义提官就是上级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升迁由组织上决定，官当得好不好，就看你对组织负责不负责，对上级忠心不忠心。卖官就更加简单，只要送钱到位了，就可以当官。
为了升官保位，一些干部以腐败迎合腐败，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依附关系，形成了一个腐败蔓延的“灰色生态链”。
买官卖官在中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买官卖官的根子不但在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也在于不应该拥有国家权力者掌握着国家权力及其分配。既然权不为民所授，也就难以保证权为民所用。
虽然有些买官者未必都是酒囊饭袋，但是职位和权力一旦成了商品，就必定会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劣币驱逐良币。既然是买官卖官，自然就不会遵循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而是唯钱是举。由于买官卖官毕竟是见不得人的违法行为，因此在买卖双方就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自然就官官相护。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之下，如果不想同流合污，就难以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把公务员放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待，就能够理解有些地方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只有是平常之人，眼睁睁看到庸碌的同僚居然平步青云，自然就会心理失衡，进而就会考虑自己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
问题是怎样才能不出现买官卖官或者被迫买官。
以现在的情形，吏治腐败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彻底解决的。因为吏治腐败即是因，又是果。整治吏治，必是一大系统工程，不可能单项挺进，单独治理成功。中外历史证明，如果不用系统制度的改进和重建的办法来整治吏治，即使动用诸如监狱和杀头这样的极端手法也依然解决不了吏治腐败。
要竭制用人腐败，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政府官员采取不同的对策。如今之所以会出现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一个原因就是，上级部门，甚至是实权人物就有权到选举类官员的人选，选举实际上是变相的委托。这就为买官卖官留下了制度空间。能够买官卖官，首先就是因为有官可买，有官可卖。
对于那些不是选举类和政治任命产生的公务员，如果没有一套可行的制度的话，同样会出现买官卖官现象。为了防止这一类职位上出现买官卖官现象，就必须建立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