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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二章 山姆全家的鞋要一修再修
在沃尔玛总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在离公司只有两英里的地方租了一栋房子。我的房东是利用沃尔玛总部人口飞快增长而发了一点小财的商人。他在几个地方买了房子，然后把它们出租给沃尔玛像我当时那样的单身汉。他有一个鞋店，卖各种男女皮鞋，他还在鞋店的一个角落开起了一个修鞋处。那是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写了一张当月的房租支票，散步到房东的鞋店。正当我准备把支票递给房东时，迎面走来了南西·沃顿，山姆·沃顿的太太，她当时已是七十多岁了，在女儿的陪同下，她手提一个沃尔玛商场的袋子，来到了我的房东面前。她把塑料袋里的几双男女皮鞋取出来，告诉房东每双皮鞋需要修理的地方，然后，取回了被修好的几双鞋。房东告诉她，一共是十四块八角。她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五块和五张一块的票子，房东补给她两角零钱，她放进钱包，然后，和女儿离开了柜台。
我走到房东的面前，将支票交给了他。我向他感叹到：谁都看不出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的人，不认识他们的人，准认为他们生活在贫苦线以下。房东指着南西刚刚留下来的鞋说：“这一双是她大儿子的，就是你们的CEO罗波特的，我已经修了两次了。上次我告诉她，这鞋再没有什么值得修的，该进垃圾箱了，可她又把它们带来了。”我仔细一看，是沃尔玛商场卖的鞋，大概二十美元一双。房东叹了一口气说：“我给他们全家修了二十多年的鞋，他们每次都要一修再修，直到实在无法修理为止。其实，沃尔玛的鞋质量本来就不好，可他们就是想不开……”
也许，我是受到了山姆家庭的感染；也许，我是农民儿子的本性难移，自那之后，我也加入了补鞋的行列。不过，我不依然不愿意在沃尔玛商场买鞋，因为它的质量的确太差，而且穿着也不舒服。有一次，在总公司职工食堂排队买中餐时，罗波特正好站在我的前面，看见他穿着被补过几次的沃尔玛出售的鞋，我还真为自己脚上的一双高档皮鞋感到愧疚。
山姆家庭的另一个传统是，他们喜欢邀请员工到他们家里去聚会。我在沃尔玛总部的时候，也几次到山姆和他几个儿子的家中去聚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房子和家中的陈设都十分简单。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到他二儿子家去聚会时，到了看新闻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到处找电视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家没有电视机。
第一百一十三章 我和她睡到了一个房
沃尔玛在很多方面可谓一毛不拔，我们开会的宾馆几乎都是最便宜的，我们必须两个商场总经理共用一个双人间，而且，当时房间的最高标准不能超过五十美元。在总公司举行一年一度的销售会议时，食品也常常是最便宜的麦当劳的“垃圾食品”。
那是1994年的一次会议，我上了一整天班后，在晚上才匆匆忙忙地乘上飞机赶到开会的地点。由于飞机晚点，等我到达宾馆服务台办理手续时，已是深夜十二点。我悄悄地来到我的房间，发现我的同房已经入睡，为了不闹醒我的同房，我没有打开房间的灯。借助于窗外的灯光，我稍加准备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卫生间的水声把我叫醒，很多美国人都习惯在早晚各洗上一个热水澡。我打开电视机，一边看着新闻节目，一边起床。我把睡衣脱掉，浑身上下只剩下一个三角裤，并准备换上开会的衣服。正在这时，我的同房打开了卫生间的门，她刚洗完澡，只穿着三点式的内衣。我这才发现和我睡了一晚上的同房竟是一个女的！她一声尖叫，立即关上了卫生间的门。我一阵惊慌，火速跳到了我的被子里。她迅速拿起卫生间的电话准备打911急救，我拿起房间电话拨通了服务台。我质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和一个女的安排到一个房间，小姐连忙赔礼道歉。这时候，我的同房才镇静下来，知道我不是破门而入的*犯，而是一个公司来开会的。那位服务员说，我的同房应该是个男的而不是女的。我气急败坏地说：“难道我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吗？”服务员又一阵抱歉，说立即去查明情况后再与我联系。正在这时，我的同房用毛巾围着自己的身体，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卫生间。这次，我才有机会打量着她，她大约六十岁，棕黄色的头发已经斑白。她微笑地对我说：“对不起，我刚刚失态了。我知道，他们弄错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名字。”我一时不解地问：“这怎么可能呢？”她说：“我叫特瑞·格拉斯皮。”我一下明白了：特瑞（Terry）这个名字多半是男人的名字，但也可以作为女人的名字，这一定就是宾馆搞混淆的原因。
我又一次地拿起电话，接通了服务台，我向服务台解释了发生在我们房间的笑话的原因，并要求立即给我换个房间。那位服务员告诉我，宾馆没有房间，不过他们可以加铺让我到其他的男士双人间去住，我只好答应了。放下电话后，我告诉特瑞宾馆的房间情况，并说我要走了。她笑着对我说：“你看上去比我的两个儿子都年轻，我和他们旅游时，都住一个房间。你如果不在意的话，你就在这里住下来，双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一张床的话，你晚上说不定会滚到别人床上去。”说完，她大声笑了起来。我被她开朗的性格感染了，我说：“我无所谓，我最怕同房的人打鼾，我在宾馆住的时候，只要有同房，就很难入睡。不过，我昨晚倒睡得很香很深，你一定不打鼾。”她开始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劲地摇头。我倒为这次阴差阳错的好运感到庆幸。我们正式地互相介绍了一下，原来，特瑞是来自夏威夷州的一个商场总经理，而我当时在总公司主管文具用品的进口。碰见了老同行，我们有交谈不完的话语。
过了一会儿，房间的电话响了，是服务台打来的。服务员告诉我，他们刚有一个退房，我不用去到其他双人间去加床了。我告诉她，我决定不搬到其他房间去了。她不解地问：“什么？你准备就住那间房间了？你不是说你的同房是位女士吗？”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是的，我的同房是个女士，但我们决定就住在一个房间里了。”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在关掉房间最后一盏灯的时候，向我的异性同房道声晚安，然后，很快就入睡了。也许，是我经历了几年的教堂的“洗礼”，也许是对太太忠贞不渝的爱情，也许是因为同房老太太式的形象，反正，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十分平静地度过了三个夜晚。
第一百一十四章 目标公司举起了砍刀
当我们在竭力增加销售和把每个商品的毛利率提高到一个最高极限时，降低经营成本就成为我们创造更多利润的唯一途径。像目标公司这样年销售额几百个亿的股份公司，公司的总裁每年都要到华尔街股票市场去，向那些股票市场分析家们游说，展示公司在创造利润方面的计划，从而增加他们对公司的信心，让他们去鼓励投资者购买公司的股票。
1998年，我当时工作的目标公司上上下下掀起了一场“成为最好”（BE BEST）的运动。公司总裁肯· 伍德周在总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班子，对公司各方面的费用支出举起砍刀。我们公司的目标是：把公司的22％的经营成本降低到20％，以和只有18％的沃尔玛拉近距离。这个部门在总裁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公司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首先确定了要在公司砍掉七亿美元的经营成本，然后，分析压缩各种费用开支的空间，把降低成本的数额分配到总公司的各个部门和商场的各大区域，再由各个单位拿出降低开支的具体方案。
我当时是一个商场的总经理，在这场运动之前，我们的小区域（约一百家商场）有各个部门的区域采购员、培训经理、经营促销部等六个部门共计二十三人，“成为最好”之后，小区域减少到只有人事部和一个安全保卫经理的八个人的班子；地区经理办公室，也从原来的五个人减少到只有一个秘书和保安经理的两个人；我们商场也从原来的十三个副总经理，降低到九个；商场的非卖场人员也精简整编。
从费用开支上讲，我们把各种费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说，以前，我们商场每个月为所有在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我们有一个蛋糕和一些礼物送给员工，后来，我们只能为员工“干唱”生日歌了；我曾将有特殊贡献的员工请到餐馆去吃饭以鼓励他们，我曾在每周商场的各种会议上买一些饮料和糖果等小吃，我曾每月给“每月最佳员工”五十美元的商场购物礼券……这一切的费用，都被“成为最好”的砍刀所砍掉；各个地区还成立临时的业余小组，到各个商场去讨论和交流在经营管理程序方面的简化经验，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用新的商品取代了滞销的商品后，会把滞销的商品从货架上取下来，并把它们送到后面的仓库，然后等待着降价员在有空时将商品一个一个地去贴上降价标签，最后，由部门员工再把这些商品放到卖场去。这个周期有时可能是几天的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决定在滞销商品从货架上撤下来的时候，由部门员工立即将它们放到卖场的一个特设的降价商品区，并从电脑里对该商品进行变价，这样，一种商品只用打印出一个新的降价标签，而省去了单独在商品上帖出降价标签的过程。
还有一个费用也被公司大大地降低，那就是社会捐献基金。以前，我们对顾客的捐献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什么学校要搞体育比赛，教堂要搞聚会，单位要搞活动等等，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捐献公司的购物券让他们在商场免费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自“成为最好”之后，我们捐献账户的基金被砍掉80％。记得有一天，一个顾客手拿着我们寄去的捐款拒绝信，怒气冲冲地要和我谈话。他将信扔到我的面前，扯高嗓门大声吼叫：“我们每年成千上万地将钱送到你们商场，养活你们这些人，可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却把我们冠冕堂皇地给拒绝了，以后，谁还会到你们商场来购物？”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公司为了给他和其他顾客提供最优惠价格的商品，就必须减少各个方面的费用来降低经营成本。他依然对我非常无礼，说我们不是顾客的“好邻居”。到最后，我只得告诉他，我们公司不是福利机构，我们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如果我们商场因经营亏损而倒闭，就根本谈不上来服务我们的社区和顾客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 同性恋让我彻夜难眠
目标公司在员工的福利待遇方面一直好于沃尔玛，这也是他们在人才招聘方面到沃尔玛去“挖墙角”的有力武器。1997年我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是被目标公司以优厚的条件从沃尔玛“抢”过去的。当时，沃尔玛的商场总经理必须一个星期上六天班，每周的工作时间至少是65个小时，而目标公司一个星期才上五天班，每周工作时间是45到50个小时；目标公司总经理的平均年薪要比沃尔玛高出一万五千美元。我们出差或开会时，也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可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