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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对楼市投资和房价具有显著的影响，2002年至2004年为了避免通货而紧缩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大地促成了2004年到2005年的楼市繁荣”
此外，在任何一个时期之内，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与房价涨幅之间都不可能具有严格一致的关系：价格涨幅可能受制于本国特有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当前的房价水平。更普遍的意义在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关注货币政策还有没有其他发挥影响的渠道（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那样）。
摘要与总结
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降低，而且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工业国家的公司不再进行过度投资， 结果导致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再次寻找那些消费必然超越本国生产能力的国家，即那些能够消化他们剩余产品的国家。美国已经开始鼓励家庭消费，以此来抚慰那些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的人。美国自身的失业型复苏和薄弱的社保体系，使其更有理由借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来应对经济下挫。巨额的财政刺激方案耗尽了政府预算尚有的那么点盈余，使政府背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美联储还在货币政策上越走越深，向市场保证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而且会在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这些保证达到了扩张信贷的预期目标，但不幸的是，即使在美联储开始紧缩信贷以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贷款质量上不断降低。然而，在长时期内，美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亟需的需求。
薄弱的社保体系导致美国的政治体系对就业增长极度敏感。如果经济衰退很短暂，那么美国失业救济金的短期性和失业者的高价医疗保障还不太让人痛苦，因为这些不利因素会促使失业者在美国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以更高的热情去寻找新的工作。但是如果经济萧条持续时间比以前要长，这种体系就不得不改变，因为原来那种“衰退期短，救济金少”的社会契约逐渐崩溃了。
一种原因是纯粹出于道德的考虑。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中，失业者都不该被迫做出使哪个孩子享受医疗保险，而将其他孩子排除在外的痛苦选择。这种状况不仅太残忍，也不会持续长久，因为那些在经济上彻底失败的人，会努力借助政治手段重新获得他们所失去的东西。民主体制会最终作出反应时，结果不能预测，增加了工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不伤害经济的灵活性的方式强化美国的社保体系。
美国社保体系薄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经济下挫往往会反应过度，而其他国家却应对不力。因为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在政治上脆弱，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挫，这就使美国市场対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流向其他国家，所以，在经济下挫时期，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或者政策调整的动力相对较弱。
但是，美国在经济衰退期所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会直接危害经济长期健康运行，也可以通过影响金融部门产生间接的损害。有人可能会提出，美国在经济下挫时期自主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其能够根据具体形势确定自己的反应，但是在危急时刻实施的财政政策肯定不会公正、不会周密。是的，正如国会在目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国会能够轻而易举地增加失业救济金，但是政客们通常想做更多的事情。民众的焦虑允许政客们拿出所有喜欢的项目，所有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优惠措施，以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网已经决定了的项目。
相似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联储尽管表面独立，实则任务艰巨。在一个统一而创新的经济中，很难保证就业快速增加，因为企业利用经济衰退期来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提高生产力或者强化全球供应链上，进而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国家。此外，招聘过程中采用的新技术给予需要招聘的公司更多的招聘机会。美联储在就业机遇稀少之际实行的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人们更加愿意承担风险，并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而这从长远来看又再一次弱化了经济结构。如果美国不能容忍长期的失业，而这又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泡沫连连的风险，因为美联储会被迫勉强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并在增加就业的希望几乎为零的地方去努力。
现在，我们该谈谈金融部门的弱点了，借此来看看为什么断层线会导致银行承担目前这样的风险。我关注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抵押贷款如此疯狂？（即下一章的主题）； 其次，为什么银行会承担这么多的还款违约和流动性风险？（即第七章的主题）
第六章：当货币成为一切的价值衡量
18世纪当货币制约着法国君主制政权时，越来越具有创造性的筹集资金的很多方法随之产生。其中之一是出售年金债券——即对享有年金的个人在其死亡前发放固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在真正的养老金产生之前，这种年金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生活收入，所以它曾经在公众中非常流行。而政府也非常喜欢这种能够预先获得收入的债券。
专制政权主要将这种政府年金推销给五十岁出头的富人，这些富人拥有购买年金的能力，而且在当时较低的寿命预期下他们并没有多长的时间可活。另一方面，年金价值颇高，对富人而言也是很好的投资产品。此外，对于年金的购买者而言，年金收益的支付对象可以他自身以外的其他人。也许，这个疏漏并非是由于设计者的粗心大意，因为，正是这一点增加年金的需求：比方说，对于一个想为女儿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富商而言，年金的上述特点使得其很具有吸引力。他在选择年金受益人时可以选择年轻健康的女孩子（和现在一样，女人的预期寿命比男人长），这些被选择的女孩往往有着从家族史可以推断出的长寿遗传基因，并且她们在当时儿童高死亡率和天花的致命威胁下存活了下来。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这位富商可以为她们从法国政府那里购买年金。这些仔细挑选出的健康的十岁女孩比起其他的年金受益人有着更长的寿命预期，因此，她们在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年金收益远比购买年金的成本高。
当时日内瓦的一些银行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日内瓦挑选满足条件的女孩并且从法国政府为她们每人购买一份年金。而后，为了规避女孩们意外死亡的风险，银行家把这些年金以三十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再对日内瓦的平民售卖她们意外死亡后的现金流入的索赔权。这种早期证券化的形式让这些银行家创造出了虚拟的货币机器，使得他们能够从法国政府手中便宜地购买保险而后再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投资者。这种投资在当时很流行很畅销——特别是当银行家有着好的信誉并且这些年金的赔付方又是政府时。
然而，投资者却并没有认识到政府违约的风险。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专制政权被推翻后，新建立的革命政府很快就不能够如期履行年金的支付义务。最终，革命政府使用新发行的流通货币指券（Assignat）来偿付年金，但实际上指券贬值严重，一文不值。而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对当地投资者债务却是以较为坚挺的瑞士货币计算，在上述情况下，虚拟化的索赔偿付无以为继，银行家们只能违约。同样的道理，对于那些借债购买“包赚不赔”的保险收益的投资者而言，他们也只能对其债主违约。
这场历史的小危机给了我们四个重要的经典的启示：第一，银行家是最善于捕捉赚钱机会的人。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银行家过于贪婪。尽管亚当？斯密的名言中写到“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慈善我们才能有我们的晚餐，而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自利原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但是，很少有生意人是全然不顾他们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的。勿宁说，无论怎样掩饰，银行家们对赚钱机会的渴望，部分来自于竞争激烈的银行业的本质，部分来自于银行从业人员业绩的衡量标准——一个银行从业人员的好坏几乎只靠能赚多少钱这一项来衡量，至于其行为对真实生活的影响则不作考虑。在美国和英国这样国家所建立的独立金融系统中，银行业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分离是最为明显的。
第二，银行家们总是在投资新手或者是没有很强赚钱动力的投资者身上寻找最大的机会。非常清楚的，对金融领域不太熟悉的个人投资者是潜在的顾客目标，但这些人也会认识到他们自身的无知，因此他们往往只跟自己熟悉的中间人做生意。并且，一般而言，他们所持有的资产量太小不足以引起银行家们的兴趣。更具吸引力的顾客目标群体则是受过一定训练的管理大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比如养老保险基金或者外国国有基金；这些基金经理无法知道这些银行家们可能对某些情况也不知情，因此，银行家们会对这一点加以利用。但是，最具吸引力的目标也许是政府。无论政府资金的代理人有多么精明，政府本身具有的非流通非经济的特点，使得政府容易成为狡猾的银行家们的猎物。而且，相比较于资金有限的天真的个体投资者，政府拥有大量的可持续的资金流，赚取这一部分的资金能够长时间的支撑许多银行家们奢华的生活方式。
第三，银行家的行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上述年金的案例里，当来自第一份保险方案的利润变得清晰可见时，不仅越来越多的银行家会被吸引到这种投资中，而且第一份保险方案出售的有价证券的价格也随之被推高，这将会给银行家们传递更强的投资信号。同样的，当最初的房屋贷款变得有利可图时，更多的银行会拓展这项贷款业务，从而推动房屋价格的上涨，这反过来又使得最初的房屋贷款显得更具价值。这种行为会使得投资趋势放大并且使得价格的增长远远地超出投资实体价值。市场中的先行者会认为自己是天才，但其实他们只是一群快速冲向悬崖的羊群中的领头羊而已。原本只是一些银行家和相关投资者的冒险引发的小型损失，由于上述羊群效应，转变为一个严重得多的群体性损失。
第四，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性。由于银行业倒闭对于普通公民的关联性影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让所有的银行关门。因此，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府也仍然持续偿还前专制政府所欠下的债务，直到其财力不能支撑为止。这并不能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银行家们一开始就预计到他们会失败但最终会被政府救助：尽管政府介入这种可能性存在，但银行家们明白失败从来不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的事情。而且，被政府救助这个想法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银行家们的考虑之中。更确切的说，政府介入的预期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冷静的市场力量不再能够阻止银行家们在看似有利可图的机会面前所被激发出来的羊群的竞争性狂热——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被市场或投票者所决定的主要演员行动产生的无意识指引。在这种情况下，借款给银行的人并不要求与银行家所冒风险相对应的补偿，因为他们知道失败带来的损失会由政府买单——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