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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阴
明天就是重点中学联考，这是高三下学期的第一次大考，是比拼的时候了，这次，我一定要考好，我的目标是进前10名。上帝啊，保佑我吧。
也许是老想着考试的事，这几天晚上老做噩梦，梦见考试时答题卡没填，还梦见自己的卷子没写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切记：考试时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3月1日晴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老师公布考试成绩，当老师念着我的名字、分数和排名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把分数给吓少了。幸好，我排在了第14名，虽然没能进入前10名，但将张晓琼甩在了后面，这回该我冲她笑了。
3月9日多云
今天早上我明明看见董倩倩在做海淀区的模拟试卷，中午我找她借，她竟说没有。没想到口口声声说是好朋友，到了关键时候也翻脸不认人。自从进了高三，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像都变了，你防着我，我防你。那天下课，我正做卷子，张晓琼好像闲得没事似的走到我身边，说她最近看了一部《流星花园》，很好看，里面的主角是几个小帅哥，叫F4，问我看不看，还说她家有影碟。我早看出她是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上她的当呢。再说，真借回了影碟，我妈我爸能让我看吗，那天看了几页畿米就挨了一顿训。他们没想想，我天天做卷子人都快做疯了，如果不让畿米中途出来拉我一把，我恐怕死定了。
4月25日阴没想这次考试考得这么差，努力了大半年又回到了原点，又是该死的第19名。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应该只有这个名次，可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害怕考试，一次比一次紧张。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我进教室时腿发软，拿起笔手也直哆嗦，有好几道题要放在平时我肯定能做出来，可一紧张怎么也记不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不说考北大，恐怕考一般的大学都够戗，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怎么办啊，谁能救救我！袁梅说她看完女儿的日记后震惊不已，她没想到女儿一直背着这么沉重的精神包袱。如此，女儿怎么可能笑得起来、轻松得起来？她怎么可能不烦躁、不焦虑？袁梅为自己的粗心和疏忽深深自责。那几天，袁梅吃不香卧不宁，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开女儿的心结，既不能单刀直入，又不能隔靴搔痒。说得太直白了会引起女儿的怀疑，那结果一定更糟。绕弯子兜圈子又解决不了问题。袁梅苦恼极了。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5）
这时她想起，前不久一家报纸刊登过一家心理热线的电话，当时扫了一眼，但没记住号码。袁梅马上将一堆旧报纸抱出来一张张查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袁梅将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心理专家。他听了袁梅的叙述后说，学生进入高三后，常会出现这种心理焦虑，这是一种普遍的、但又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心理特点，有人称它为“高三现象”。据调查，在高三学生中，有40％的人患有学习焦虑症，而且女生比男生严重，越临近高考，患学习焦虑症的比例越高。学习焦虑症不但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会对一些学生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如自卑、敏感、疑心重、幽闭等。对患有学习焦虑症的孩子，应该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家长要与他们做朋友，倾听他们的苦恼，平等地与他们交流，特别是要为他们“减负”，也就是减轻心理负担。
他分析认为，小波的心理焦虑主要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奋斗目标定得太高，自己的力量又一下不能达到，一次次的挫折更加剧了这种焦虑。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降低目标，针对小波的具体情况，提出现实的、可达到的奋斗目标。调整奋斗目标的目的是减压，压力减下来了，包袱自然也就放下来了，没有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他还建议袁梅适当转移孩子对高考的过度关注，在鼓励孩子进取的同时，不忘经常性地给她减压，组织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总之，要一张一弛，当孩子压力过大时，及时减压；当孩子过于松懈时，适当加压。
他说：“高三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更要重视对孩子的心灵呵护，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心理最脆弱，最敏感。作为家长，有责任扶着孩子走过这片人生的沼泽。”听了专家的分析和建议，袁梅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五一”全家一起去看一场演出，然后去烤鸭店吃烤鸭。小波最爱吃烤鸭，因天天忙学习，她已经有两年没进烤鸭店了。吃晚饭时，袁梅宣布了这个决定，她看见小波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然后问：“妈，这该不是做梦吧？”
袁梅买了5月2号下午的票，那是一场有港台与内地歌手联袂演出的演唱会，小波是其中一位歌手的追星族，不但房间里挂满了他的照片，连家里电脑的显示屏也被她换上了那位小帅哥的靓照。听说演唱会有那位歌手参加，小波很兴奋，不但话多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五一”那天，她早晨六点钟不到就起床开始复习，晚上一直复习到凌晨，她说要将第二天出去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袁梅心里暗暗高兴，这也许是解开女儿心结的机会。演唱会上，女儿很兴奋，当那位小帅哥出来时，她又蹦又跳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看完演唱会，他们又一起进了烤鸭店。小波似乎还没有从兴奋和激动中走出来，一边吃着一边作着评论。走出烤鸭店，小波挽起了爸爸和妈妈的手，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走在马路上。这样并肩走在一起的情景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想起近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袁梅心里无比感慨。
那天晚上，袁梅与小波做了一次长谈，她分析了女儿的各科成绩，认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应该放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这样的目标她只要踮起脚就能达到。听了她的建议，小波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袁梅明白了，其实小波心里知道，上北大的目标她是达不到的，可是在心理上又不愿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袁梅的分析和建议实际上给她搭了一个下来的台阶。她很自然地就走下来了。
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小波变得轻松了，愉快了，学习效率反而高了，在六月初进行的二模考试中，小波的成绩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10名。
一位刚走过高三的年轻人说，在高三的时候，老师是坚强的，家长是坚强的，考卷是坚强的，习题也是坚强的，也许，惟一脆弱的，就是那些为了固定的行刑日期而奋斗着的学生们。脆弱的人，需要的是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爱。“快乐”高考见到尚秀，是在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的那天，女儿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了73分。听说我要跟她聊聊那场“快乐的高考”，她笑着说，幸好有这个结果，不然，也许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高考不应该是一件让千千万的考生和家长饱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事，如果它让那么多的人饱受痛苦和折磨，那么它一定出了问题，一定不合理、不正常。但是，选择“快乐高考”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候，女儿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儿逢大考就紧张就做噩梦，不是梦见答题卡没填，就是梦见卷子拉下没做，常常大哭着从噩梦中惊醒。而且这样的噩梦在考前和考中总反反复复地做，有时闹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女儿的恐惧症是从“一模”前开始的。
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定在5月9号。“五一”，学校放了七天长假，担心女儿犯老毛病，我想让她有张有弛地安排这段时间的生活，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给那几天作了一个安排：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去逛一次商场；去听一场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复习。聚会给了她快乐轻松的气氛；逛商场满足了她喜欢逛街购物的兴趣和爱好；而那场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更让她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那几天她过得充实而快乐。问题出在考试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似乎有预感，睡觉时，我没有关上房间的门，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接着是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声音是从女儿房间传来的，我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噩梦又开始纠缠她了。
我没敢开灯，摸黑到她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坐起来了。见我进来，她喘着粗气说：“妈，好可怕，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数学卷子答题卡没填，而且跟同学对答案，我的答案全是错的。”
她似乎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快躺下睡吧，你是在做梦，是假的，都是假的……”她睡下后，我回到房间，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噩梦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女儿内心隐藏的对考试的恐惧。如今，高考已经一天天逼近，如果女儿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也许还没进考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
早晨，女儿出门时我笑着对她说：“妈妈相信你能行！祝你好运。”女儿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女儿的“一模”成绩出来了，虽然与平时成绩有点差距，但在区里排名仍比较靠前，而且英语成绩进了东城区前60名。如果她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参加高考，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可是，“一模”考试后，她并没有轻松起来，反而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害得我在她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更不敢问她有关学习的事。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说不定我的精神也要跟着她一起崩溃了。
转眼已是五月底，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报纸、电视、网站上有关高考的文章铺天盖地，不是“高考技巧”，就是“名师坐堂”，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高考进行时”专栏，将高考的气氛造得像一触即发的战争。
而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战前总动员，一周内开了三次由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的大会，每一次都是校长亲自讲话，分析形势，找出问题，提出希望。
“人生在此一搏”，“十二年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天”，“考上大学方能修成正果”。当这样的教诲常在耳边响起时，考生不能不紧张，家长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
其实，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全看自己怎么看。
快乐需要找个借口，减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就在我想给快乐找个理由时，“世界杯”来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和女儿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铁杆球迷，虽然偶尔也看看球赛，但从未疯狂过，更不会将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届世界杯因为将战场搬到了亚洲，更因为有中国队的加入，使中国许多原本不是球迷的人也成了球迷，我和女儿就属于这一类。第一轮比赛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回家，坐到电视机前。这与其说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不如说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