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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第21节：“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1）
连载（十一）“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第22节：“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2）
那位分析员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第23节：渴望忙碌
连载（十二）渴望忙碌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 Head，一定是Jim Head。
Jim 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 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 you staffed 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第24节：写在脸上的：热切（1）
连载（十三）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热切）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第25节：写在脸上的：热切（2）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 Book，也就是收集资料。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2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在分析员眼里，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 the 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 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第26节：决心说No！（1）
连载（十四）决心说No！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 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