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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2）
后来，当她真的成了电影演员之后，她也有了与别的演员的不同：
“实际上，我从来不在拍摄前进行排练，到今天还是如此。我只是做一些技术上的排练，念念台词，因为在摄影机尚未转动之前，我根本不会表演。当我同需要靠排练来培养情绪的演员合作演出时，我就勉为其难，无非是马马虎虎、应付场面而已。在摄影机没有开动之前，我感到羞怯万分，无所依傍、尴尬之至。我想这是因为我基本上是个业余爱好者，而不是专业的。一个专业演员应当能够排练，在必要时从头演至尾，但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的表演只是听凭本能而已。和我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我在拍摄现场是个双重的女人，作为女演员的我，只有在摄影机的召唤之下才应声而出。‘开拍’两字解放了我，我踢开了自己的羞怯心理，感到束缚尽去，无所禁忌，甚至无法无天。开动着的摄影机在我身上唤起的变化是某种我无法解释的东西，它脆弱、神秘，过多解释就会破坏无遗。”
她说：“在需要我做任何有关表演的事情之前我总是害怕的。直到今天，在摄影机转动之前，我还是害怕我要演的那场戏。但我有说服自己的消极办法。我毫不骄傲自大，甚至没有信心。我从来不盼望得到什么，因此如果我能得到什么，我会感到加倍的高兴。如果得不到，我也不会感到十分难受。但是有一点，我一旦从事一项工作，我总是尽力而为，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做好。我从不认为我对自己的要求会理所当然地实现。我的态度是：我的努力是不会得到结果的，我在思想上已如此做好了准备。但这个态度并不影响我的表演，我仍用我的全部才干来演出。总之，积极的演出，消极的态度。”
可能就是因为她这种积极和消极的结合，产生了她对事业的正确态度：
“在我一生的某一段时期，看上去似乎所有的目标都已达到，获得了全球声誉，取得了好几项荣誉奖，婚姻很幸福，两个迷人的孩子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去奋斗的了。那么，继续演出的动力在哪里呢？奋斗之心是否已失去了它的锋芒，自满情绪是否已战胜了好奇心？我可没有。我和以往一样对自己的表演毫无把握。作为一个演员，我并未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我自认为可以达到的地步。所以，我的缺乏信心仍然驱使着我进入笼罩着潜力的迷雾。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在进行自我发现，我内心仍然有一种力量驱使我去寻求更为深刻的满足，去寻找梦想以外的梦想。”
下面是她丈夫卡洛·庞蒂对她的看法：
“当我初见到索菲亚时，她的品格比她的外貌更使我动心。她身上表露出某种东西，使她光艳照人。我不能相信她是一个少女。她是如此成熟，如此一心想当一个演员，并且如此在行，但同时又如此胆怯和缺乏自信。这是一种迷人的混合。我立即就知道她是某种了不起的人。在选美会上我们短暂的初次邂逅之后，她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话。我听她谈了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奋斗历程和她如何贫穷，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她是家庭中的男人，是供养者，谁都依靠她。她怀着无限深情谈到她的母亲，对她充满了深沉的爱和感激。
“要了解索菲亚很困难。当她想谈的时候，她很健谈，但她不愿意谈她自己，或者暴露她内心的世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女人，对我的确全心全意，但她却决心把她灵魂的一部分保留给自己，并始终列为禁区。
“我知道她心里有火，但从未见她发作。20年来，她偶尔对我发过火。当我知道我惹她生气了的时候，她却不动声色。如果她在理，她最多悄然离去，停止和我讲话而已。
“索菲亚对我们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她的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她有坚定不移的价值尺度，还有一种天赋的明辨是非的识别能力。我靠她判断人物，这种判断力屡试不爽———有时候我因为没有听从而后悔莫及。跟索菲亚耍花招是毫无意义的，她就像诺克斯堡金库一样牢靠。”
另一位意大利导演和演员德·西卡说：
“在同索菲亚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发现了她的某些基本的品格。她在自己周围，在她那内在的、秘密的、在情绪激动时易受伤害的部分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护墙，她躲在墙壁后面觉得心满意足。但是她真正的天性是富于戏剧性的、喜怒无常、典型的那不勒斯式的，她的反应———快乐、忧伤、愤怒、急躁等等———都是极端的。所以她把它们严密地控制在墙后面。但是，当她表演的时候，她就越过那堵墙壁，倾泄出她真正的内在感情。她会大喊大叫，哈哈大笑，歇斯底里大发作，诱惑，反抗，达到感情奔放的最高峰。她演一个情绪激动的电影场面时，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去精神病院就诊一样。”
人都有自己的两极，自信与自卑，坚强与软弱，悲伤与快乐等等，只是，这两极有的拉得很大，有的拉得较小。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过这种两极的生活，或者不愿意把两极拉得很大；因为两极一旦拉开，无论在心灵上还是生活里，都会受到非同寻常的煎熬。但无论生活还是心理，两极就是张力；拉得越开，张力越大。这张力带给我们的肯定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自然，把这深刻化作力量，还需要把这两极结合起来，使其平衡，这才能有所成就。就是说，进入两极最容易认识事情，但把事情做好，却要找到两极的结合点。也可以说，索菲亚就深得其要领。她就说：
“翻了一下我的笔记本，使我惊讶的是，在我写下的东西里，关于孤独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都多。‘没有孤独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我虔诚地相信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我需要孤独就像我需要吃喝和儿童的笑声一样。听起来可能夸大其词，孤独是我灵魂的过滤器。孤独给我以营养，使我恢复青春活力。我独处时感到怡然自得。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你如何不使自己感到寂寞？’‘先生，我本人就是寂寞。’
“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看书并有身历其境之感，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毫无掩饰地正视自己和自己的感情。我探索新的思想，反躬自省有无不当之处。孤独就像一间镶满了镜子的房间，使我如实地看到自己。我有一次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安宁与满足并不存在于身外，而是存在于内心。’孤独是我内心安宁与满足的保护神。”
看来，孤独帮助她找到了自己两极的平衡点。
人陷深谷一定要向高山反弹，而在登上高山之后，又会对深谷深情回味。就在这种反弹与回味中，他或她变得深刻。
就像是一场辩论会，这一方和那一方论辩得十分激烈、已经把论题的两端充分显露出来的时候，听众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激奋。不过，要把这论题落到生活里，还需要经验和悟性的力量。
NO。19
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既有洞察力又有平衡感
———称“我就是寂寞”的影后索菲亚·罗兰
从一个私生女到一代影后，索菲亚一生都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度过。也许就是这种过度的矛盾，把她推到了心的两极，使她在深汲两极之后，找到了生活的洞察力和平衡点。
引子
悟道
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1）
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
149
王永庆是台湾最大的企业家，他的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数万人，包括16个大型企业，还有学校、医院等。这个只念过小学、从粮店小伙计开始创业的人，常有一些常人不解的事情。
台湾有大学要授予他博士学位，找上门来。他告诉人家，我只有小学文化，根本没有资格当博士，我不要这个学位。吓得别的有此意图的大学再也不敢行动。
自然，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他吃葡萄不吐皮和子，吃西瓜也连子吃下去。他说：“有人吃西瓜要慢条斯理地把瓜子一粒粒剔出来，其实这又何必呢？统统吃下去也不会出毛病的。吃葡萄也有人要细细地剥皮和剔子，岂不太浪费时间吗？要发展工业，先要养成不浪费的习惯，节约时间，节省物料，刻苦耐劳。”
下边的人问他：“买牙签是买一头用的还是两头用的？”他问：“哪种便宜？”那人回答：“两头用的便宜。”他说：“那就买两头用的。”他每天都要做毛巾操，而一块毛巾竟用了27年还在用着。
他有一段议论：“享受本身并非罪恶，但浅尝最为甜美，同时也才能持久。贪嗜无度反易感觉乏味，所谓过犹不及，这与苦味也相去无几了。尤其如果穷极逸乐，因为一切甘甜已经尝尽，便会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人生就乏味可悲了。”
他还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没有什么用的。”
陈景润，瘦弱的身体，憨厚的脸庞，再怎么研究他的外表，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特别是，但凡人们在形容科学大家时往往会说他的眼睛是如何地睿智，关于这一点在陈景润身上也无从发现，陈景润的眼睛被厚厚的镜片遮挡，只给人痴呆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证明的“1＋2”，至今依然保持着世界记录和领先地位，歌德巴赫猜想被他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众化的人物。
他生于1933年。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他曾有个兄弟姐妹，活下来6个，他排行老三。这么多嘴巴，父母早已不堪重负。生母早逝，他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爱和童年的快乐。上学了，瘦弱多病的他一副窝囊样子，让人觉得选他作为炫耀力量和发泄的对象毫无危险，因此很快就成了校园暴力的攻击对象。他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既不叫疼也不求饶，这就更勾起了施暴者的摧残欲望。而他，就在拳打脚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坚韧和耐力的培养。这时候，如同石缝里求生存一般艰难的陈景润，把演算数学题当成了他的治伤良药，当成了他的心灵慰籍，也当成了他的全部乐趣。
高中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成了他的数学老师。就在他的课上，陈景润第一次听说了歌德巴赫猜想。
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分为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在数论中，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叫歌德巴赫猜想。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歌德巴赫自己不能证明，就写信告知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欧拉。但欧拉一直到死，也没能完成证明。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曾有无数人为之努力，但没人能够成功。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自此，歌德巴赫猜想便深深地植根在陈景润的心中。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将成为穷其毕生去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