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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在自己的堡垒中被杀，为其陪葬的还有几个大堡的堡主、教长及十多位小堡主，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谢赫乌米德亲自派人调查，发现死者除了死于混战中的刀剑下的，几个大佬都是被一枚拇指大小的锥形弹丸射杀，而这种东西在木剌夷国及周围诸国中从未出现过，深究之下很快找到了狙击点。
真相让‘刺客之国’的大佬们无比震惊和难以相信，相距四百步的距离之下可以轻取人命，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定是神一般存在的人才可以的。同时也表明距离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安全线，那些刺客在目力所及的地方都能随时取他们的性命，坚固的堡垒也不再是安全之地。
真相的查明带来的恐慌还未散去，事件的后续还在持续发酵。那些死在兰巴萨尔堡中的人都拥有一定的实力。自家人糊里糊涂的死在那里了怎么会善罢甘休。而对于‘调查组’公布的真相，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在那么远的距离上致人于死地，所谓神一样的行刺者也没有抓到一个。定是有人意图混淆视听，掩盖事情真相。
与此同时另一个版本的真相却让人信服。那是逃出兰巴萨尔堡者的口述，他们认为是哈默德以商议追查破坏者的名义将众多教长、堡主聚集在一起。是想将其中反对自己成为下一任谢赫的反对者一举清除。只是因为其布置的刺客操作失误导致自己也被误杀，否则为什么兰巴萨尔堡的人要将所有人都杀死，这是意图掩盖真相，而幕后的黑手不言自明。
于是一场刺杀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大家都纷纷设法自保，也不再听从谢赫的命令，更有死者的亲人派出刺客意图行刺乌米德。而一向强硬的乌米德自然不能容忍这些‘反叛者’的存在，也派出刺客欲予以清除政敌。双方的刺客你来我往，杀人无数，将许多堡寨都卷了进去，木剌夷国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挑起事端那些敌对者此刻全部消身匿迹，就好像从来没有来到过……
…………
身在燕京避暑的大宋皇帝赵柽并没有安分守己的打打猎、钓钓鱼，他视察战备的同时，还在行宫中频繁会见州府官员，还抽出时间巡视了北京太学，并多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告诫大家‘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因为现在实现了和平就忘记了战争的存在，还有许多国家敌视大宋，觊觎我们的财富，想要侵略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百姓。
皇帝在各处的讲话迅速流传到各地，引起各方的关注和讨论，猜想着大宋的政治走向，引发一场舆论风波。许多人不解皇帝为何要搅乱平静如水的局面，弄得朝野上下人心不安，劝皇帝要‘慎言’，不要在随意发表讲话，要知道他是金口玉言，一张嘴就可能造成动荡，可其并不听从还是我行我素，该说还是说。
赵柽其实如此也不是因为他是大喇叭，喜欢讲话，而是在有意识的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如今他正紧锣密鼓的准备北伐女真，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要带领国家走向战争，必然要先营造国内外的有利舆论，给自己的战略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
随着赵柽的权力增长和前世所知。他愈发感觉到普通民众不可能具备海量信息收集和分析力，尤其是在这个消息来源、传播途径单一的年代。百姓不可能接触到太多的军事和外交的真实情况，舆论的盲目由此产生。而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总要面对盲目的舆论。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舆论，它们经常会误导国家的大战略。
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战争中连番失利，实施消极防御的战略，不惜以金钱换取和平的做法，绝非是几个缺乏血性和见识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在建国初期太宗两次北伐失利，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灾难性的巨大损失让朝野上下害怕硬碰硬、害怕果断出手，采用靖绥政策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
这种‘和平’舆论让百姓和官僚们沉醉于和平生活，丧失了血性和胆量。软弱的和平主义思想弥漫朝野，给大宋带来的是消极战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檀渊之盟》让大宋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勇气，转而用金钱赎买和平，以致后来在对西夏作战的失利后也采用这种政策，失去了进取之心。
而百年后，蔡京上台为了博取皇帝的信任，为自己的富贵再次利用舆论营造出一种大宋无敌、天下太平，国家富足的假象。培养出了奢靡享乐的风气，激发了投机思潮，以致影响到皇帝赵佶的判断。他不顾现实情况在舆论的支持下发动了联金伐辽的战争，结果导致了惨败。使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其后的赵桓在朝野一片求和声中登基，使他做出了割地乞和的决策，他也利用舆论除掉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六贼。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在他当皇帝为数不多的几年中制定的决策也始终在舆论的压力下摇摆不定，不断的更换宰执。时战时和，无法有效的利用舆论的力量。最终落得城破为俘的下场。
可赵柽却不同，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便一直利用舆论的力量保护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几张画使皇帝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赢得了父皇的支持和宫中上下的同情，从而摆脱了死亡阴影。又利用给王皇后奔丧的机会，在宫前摆祭坛，使苦肉计，得到了都城百姓的认可，在舆论的帮助下获得了‘仁孝’的美名，这为他以后回京的种种所为打下了基础，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舆论的支持。
回京后痛打王黼和整治几位大仙及宣抚江南使赵柽再次利用舆论的力量为自己实现主政西北的愿望获得了支持，得以完成了自己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得到权力后，他便可以操纵舆论力量为自己服务，将自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塑造成悲情英雄，营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最终得以获得西北百姓的支持，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在一次次成功的操作中，赵柽发现民意多变，舆论有事会因非常直观的一两个事件而发生逆转，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决心。而民众公认的仇敌，未必是从国家利益角度需要优先对付的，赵柽为了得到铜这些战略物资，不惜暂时停止攻金，将战略转向大理，就难以获得舆论的支持，反而对皇帝派兵干涉一个对大宋十分恭顺的国家十分反对。赵柽不得不炮制出因为大理内乱使得大宋商人被杀，经济遭到严重损害的假象才得以改变舆论走向。
同样赵柽也被舆论打败过，在援助高丽的战争中，当他决定利用当时大好的形势发动全面对金战争，这即符合大宋的战略和根本利益，也是难得的机会，至少可以再次削弱金国的力量，舆论上也应受到支持。但兀术却利用了大宋朝野对于先帝的同情之心，遣人求和答应放回赵桓结束战争，使得舆论一下转向。
很多人支持对金战争，除了对女真人的仇恨外，还有将先帝救回以雪皇帝被人掳走的耻辱，并不是从战略上考虑。现在女真人已经害怕了，又肯割地赔款，又答应放人，大宋便没有必要再咄咄逼人发动一场大战，以显示礼仪之邦的风范，而若他不答应那就可能导致先帝被害，罪恶是大大的。这种心态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使赵柽做出了与战略判断相反的决定，答应金国求和，放弃战争。
与金实现和平后，不仅决定了大宋随后几年的战略走向，也是养虎为患，使金国得以休养生息，缓过气来。更严重的后果是天下太平的思想再次抬头，人们不希望再次发起战争，而是想维持现在富足和平的生活，但是赵柽知道一旦这种思想形成舆论压力，会再次导致伐金胎死腹中……（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八章 左右舆论
赵柽在避免大宋出现‘天下太平’的思潮同时，也发现好战的思想苗头开始出现。由于这些年大宋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全胜的战绩，尤其是西征高昌和跨海远击塞尔柱帝国，不但拓展了国土，打通了商路，还掳掠来大量的金银财物，增强了国力，于是国内出现股以战争为国家富强必要手段的思想。
而舆论有时会简单的区分敌我，盲目呼吁用兵，这种好战的言论主要出现在新一代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军官中，在各大书院和太学很有市场，他们有知识，有热血，希望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一旦这些人走上高位，必然会受到舆论的左右，将国家不断的引入一场场战争之中。
一个国家如果长时间在民间充满着不断鼓动战争的舆论，赵柽知道早晚会出问题，这也是必须提起警惕的。赵柽在广泛兴建州学、县学的同时就对此提出了要求，任命那些自己初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担任州县学正，传播自己的治世理念。而对于社会兴办的各色学院，他也通过资助的形式，扶植自己阵营中的大儒担任山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吸引诸多的学派精英加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基础。
而赵柽也发现由于自己总是能左右舆论的方向，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通常情况下，他发动朝野和军队恨一个国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比呼吁和平要容易，且这种言论对维护国家内部团结。统一社会意志很有好处。所以出于强化本阵营的团结，也有必要塑造外敌。找一个潜在的敌手，用这种办法给自己的战略加强合理性。
当然作为国家战略的决策者赵柽绝不能坐等有利或是不利的舆论出现。对他来说，舆论首先要对大战略有利，因此必须对舆论实施管控，引导舆论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甚至要塑造舆论以实现目的，这就需要屏蔽不利的真相，警告某些激进言论的制造者，也不排除撒点小谎，弄些鱼目混珠之事。至于怎么操作就是自己情报部门的分内事了……
对国内的舆论进行引导和管控的同时，赵柽也没有放松利用舆论的力量打击外部的敌人。
赵柽前世的时代正是大国间角力的鼎盛时期，大国间围绕舆论争夺的这种软打击手段更多，形式更为丰富。他们对决策方向的引导，对一个国家舆论倾向甚至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颜色’革命的发生往往都有外部力量平时大量开展舆论、心理铺垫做引子。一旦相关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外部舆论的挑唆、攻击会借机扩大，最终酿成政局剧变。
而作为国与国战略对抗的舆论战，并不总是口诛笔伐、唇枪舌剑。其中还包括货币、金融、资本的商战，这些他都熟悉也一直在做。难的是此时没有广播电台、电视、网络和发达的媒体这些宣传手段，但难不倒赵柽，他另辟蹊径对他国保持舆论上的进攻。当然免不了还得掏出些真金白银。
赵柽利用宋、金两国漫长的边界线与议和后相对平静的局面，在边境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了一批农、牧为主的城镇，其可吸引内地的人前往屯垦戍边。还可以让此与国境线那边生成鲜明的对比。一边的人生活富足，衣着鲜亮。住着厅堂明亮的大瓦房，走在繁华的城镇上；而另一边则是荒凉一片。住的是简陋的草棚、毡帐，终日与野兽为伍。
这种物质上的对比会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反差，让人心生羡慕，尤其是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金国各族底层民众，使他们向往着有朝一日也能到大宋来统治，以此减少入侵后来自平民阶层的抵挡，得到他们的帮助。同时也可以此为诱惑吸引金国的人口南迁，让生活在金地的汉民产生强烈的回归愿望，来削弱他们的实力，获得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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