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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
“杜先生，募集１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５个支队和１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３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１００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８月１５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１４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１万还超过了８００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３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１５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５００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2）
“啸林哥！”
“虽说我有心桥归桥来路归路，各走各的，但是月笙，”张啸林声音一低，就仿佛有不尽欷吁，“今朝事体不同，我眼看你就要一脚往大海里去，见得到想得到的，我如果怕你懊恼而不说，那就是我对不起兄弟。”
“啸林哥，你请说。”
“我刚才说过，你所爱的那些调调儿，什么声望呀、名气呀、地位呀，现在你大约都有了，这个，你有你的本事，做老哥的不能不说一声佩服你。但是，你可曾想到？除了一个名，这些年来你究竟得了些个什么！社会公职担任了几十处，一只角子不拿，还要倒贴开销。银行开了好几家，各有各的后台老板，董事长、理事长挂了十七八个，说句不好听的，月笙你数给我看看，有哪一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我陪你玩枪，打共产党，那一年里你便欠了３００万大洋的账，替你还清债务的是烟土。这一次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十年以来，你哪一年不是挖东墙补西墙，我替你算算你身上背的债，最低限度也有个三五百万。你人在上海，还可以通融商量，你踏出上海一步，声望地位扳了个庄，就不晓得有多少只手向你伸过来！到那时候，你拿什么钱去还？”
提起这个恼人的大问题，张啸林以为杜月笙必将黯然无语，垂头丧气，不料，杜月笙却哈哈大笑，一开口便这样说道：
“啸林哥，承你指教，不过呢，对于钱财，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说什么‘生不来，死不带去’，‘钱财是身外之物’一类的话。我只是抱定一个主张，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存钱再多不过金山银海，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
张啸林是个大老粗说不过杜月笙，怔了半天，才缓和语气，换个题目来谈：
“月笙，你倒给我说说着，东洋人有哪点不好？”
“啸林哥，你不必考我，”杜月笙深沉地笑笑，“你要我说东洋人的坏处，只有一桩，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从不曾跑到东洋去杀人放火，到处开枪！”
“我再问你一句，月笙，东洋人对于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杜月笙答得斩钉截铁：
“就算有好处，那也是毒药！”
“即使是毒药，终归是好处！”张啸林却把话倒转来说，他又振振有词地道，“月笙，你可曾想到，东洋人来了，可能把全中国都变成从前的法兰西租界，到了那个时候，你、我、金荣哥还有无数的老弟兄，也许可以再开一个比大公司大十倍、百倍、千倍的大公司。”
杜月笙闭上眼睛，严肃地说：
“这些种种诱话，都是恶梦！”
“我看你要坐禅入定了哩！”张啸林非常遗憾地说，“好了，月笙，我们不必再往下谈，人各有志，无法相强。归根结底，我只问你一句：你以为我把心中的话，都跟你说过了吗？”
“说了。”
“那么，我也告诉你，”张啸林一脸苦笑地道，“我要对你说的，就只剩几句俗话了。你‘两眼不观井中水，一心只想跳龙门’，谨防‘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剃头担子一头热’，我只巴望你不要有朝一日懊悔起来，‘热面孔贴了冷屁股！’”
“啸林哥，不会的。”
“但愿如此。”张啸林叹口气，又扮出笑容来说，“月笙你几时启程？让我为你饯个行吧？”
杜月笙笑笑道：
“八字没有一撇呢，还早。”
“你我的话都说尽了。”张啸林不惜重复一遍，“从今以后，不论你我的遭遇如何，我们就算是问心无愧，彼此都很对得起了。”
“啸林哥！”
“你去忙吧，月笙，”张啸林忽又和蔼可亲地说，“我没有事，还想香两口。”
杜月笙又捱了一会儿，黯然辞出，回到家里，他像有了心事，悒悒不乐，久久不语。
日本人拉他，杜月笙避居公寓（1）
正当杜月笙毁家纾难，参加抗战，把支援前线、推销公债、编组新军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劲头十足时，日本军要、特务头脑、亲日人士和准备刀口舔血、混水摸鱼的汉奸却依然想得出法子，找得到空档，对杜月笙施以威胁、利诱。他们百计纠缠，想尽一切方法，不惜一切代价，想拉笼杜月笙，从而利用他在上海滩深厚的力量，帮助他们早日占领上海，彻底有效地统治并运用遍地黄金的上海滩。
拉拢正在一心抗日的杜月笙，乍听起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像个不近情理的笑话奇谈。但若认真分析起来，大风起于萍末，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背景与起因。日本人侵略中国，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滩上有一个路路皆通、无往不利的杜月笙，日本人早就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甚至于都每月列出经费预算专做杜月笙的工作，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经常分析研判，向上级提出报告，作为争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张分为三大派系，文人政客认为对中国应自经济侵略入手，进而掌握一切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海军觉得中国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必浪掷兵力，挑起战火，他们主张向南洋和美国进军，认为日本陆军应该专为对付苏联而用。陆军以少壮军人和关东军系为中心，坚决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取得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充作侵略全球的基础。
因此，日本海军对于挑起中日之战并不热衷。就在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时途经上海，他曾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登门拜访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非常惊讶，因为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竟是专程前来眼他谈生意。永野修身推崇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长才”，“推心置腹”地说：“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能，应该放开手来做大买卖。”
杜月笙逊谢地说：“一来自己眼高手低，不是经营大事业的材料，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永野修身便立刻提出实际方案，他这个方案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惊喜交集的，他说：“日方准备投资日币３０００万元，和杜先生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