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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福道：“米大官人财力虽不及那些行首纲首，惠及读书人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这次能得国师接见应该不是偶然……听说他这次带的货除了湖笔、苏墨、建砚、竹纸外，还有开蒙书、名家词集、朝廷允许外销的经史子集类——都是元边纸建本。”
大宋的湖笔、苏墨远没有宣笔、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砚、竹纸一样价格不高，但质量却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读书人喜爱，远销日本自然是卖给日本的中等贵族。
以前日本学习大唐时，公卿贵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为荣，现在日本学习大宋，上下贵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为荣，视本国出产的为“土货”，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纸在大宋很受欢迎，尤以但马纸为贵，但倭人却以用宋纸为荣。
像元边纸在大宋就卖不起价，它是竹纸中较脆又较粗糙的纸张，所以价钱便宜，当然印书的元边纸比书写元边纸稍厚，但纸价也很低，贩到日本后即使起价四五倍，也不过三四百文一刀。虽然比起同等质量的日本纸价钱略高一点，但很多有余钱的倭人宁肯多花几十文买宋纸，而不买国产纸。所以，不少宋商卖文房用品到倭国其获利翻了几番。
并且，日本国的书价尤贵。以前都是公卿贵族才拥有藏书，识字读书也是贵族的特权——虽然日本后来学习大唐兴办官学，但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到平安时代前期兴办私学，才开始招收庶民，但私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官学，庶民子弟能上学的仍是少数。而日本的印刷术远不如大宋发达，使得书贵如金，即使中等贵族的家里藏书量也是不多的。
南廷允许外销书籍后，很多海商看中了日本的书市。而宋版书比日版书印刷更精美，字体排版更清晰工整，很快便占据了日本大半书市。有财力的宋商从书肆批买印刷精贵的官刻本和杭刻本卖给公卿贵族，而中等财力的宋商则批售价格较低的建刻书。所谓建刻是指福建建阳的刻本，世称建本，以量大价廉而闻名。所以“元边纸建本”在大宋意味着低价书——当然绝不是坊间的劣刻本——销到日本的价格虽比本国贵了好几倍，但比起日版书还是便宜的。
无形中，使得能买得起书的日本平民多了起来，如商人、坊市民，还有那些拥有“士”的身份却被排斥在贵族圈外的中下层武士。而这些人，有可能最先接触的就是来自大宋的蒙学书，接受的是大宋的文化……
这位米大官人将“寻常书”卖到倭国，也想让更多的倭人读得起书？——郑七郎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念头。
便听魏东福道：“……现下会说大宋官话的倭人越来越多了，七郎就算头回来倭国，也不怕出门没了方向，在这博多城的商铺随便找个倭商，都能用大宋官话道个东南西北。”
郑七郎哈哈道：“那敢情好，不用比手比脚、连猜带蒙了。”
“哈哈哈……”三人都笑起来。
说话间，已轮到他们这艘海船泊岸，三人互相拱手道别，便赶着吩咐随从去码头叫人力，准备卸货入关了。
东边码头上，粮秣队已经分队出发采买补给。卫希颜的官船停在旗舰左侧，叶清鸿在两名亲卫的陪同下，下船出了港口，去经历这些不同于大宋的海外风情，以修炼她的道心。
卫希颜没有出港，从官船移步到旗舰，接见来自通州、秀州、明州，以及留驻博多的各地宋商代表，询问贸易状况，又问起宋商在倭国遇到的困难，有何建议等等。言语态度很是温和，渐渐让这些商人去了两分拘谨，说话的胆子也大了两分。
因占地利之便，赴日贸易的明州籍和秀州籍商人最多，而通州设立市舶司还是近两年的事，在对日贸易的宋商派别中相对较弱，此次会见中便几乎被明、秀二州的商人抢尽了风头。通州商人暗道不妙，若不能给卫国师留下深刻印象，只怕日后都要被这两州给压下去。
在座的五六名通州海商以舶商行的行首邓安常为首，互相对了个眼色后，决定大胆进言。
邓安常觑了个空子，道：“……随着我朝商人在倭国贸易的越来越多，这商事纠纷也越来越多，大宰府不好处置，或拖延不办，或含糊其辞，或处置不公……引起很多怨言。不知朝廷可否像三佛齐那样，在倭国也设立‘大宋商民领务馆’，派遣朝廷官员治理宋商事务？”
在座宋商先是惊愕，继而带着忐忑不安的期待，心情很是紧张。这是横亘在众人心头的一桩大事，没想到通州邓安常竟然有胆子提出来，一时既有些嫉妒，更多的却是期待，所有宋商脸上都不由流露出殷切之色。
卫希颜沉吟片刻，颔首道：“使团到平安京后，可与倭皇朝廷商榷此事。”这一项原就在她的计划之中。
众位宋商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大喜，齐齐拱手称谢。通州商人更是喜笑颜开，这事若成了，他们就是首先建言的功臣，在明、秀二州海商面前自是大大长脸，一时间，通州商人的眼眉都抬高了。
明州海商以孙氏家主孙俊明为首，秀州海商以周氏家主周子安为首，两人心里自有盘算，神态自若。
又有几位宋商提了几项建议，孙俊明瞧了眼会见室的摆钟，眼见一个时辰将至，便和周子安对了个眼色。
周子安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待前面话停后，便拱手进言，说起宋商在日本置田之事。
“……倭国允我朝商人在当地置办田产，成为纳赋领主。但在外番置田，于某等小民而言，终不及故土可亲。加之，对倭地风物不熟，这田里是种稻还是种桑，或种其他甚么，令人犯踌躇。并且，听说倭国的田税比大宋高，若田里出产不丰，而缴税却多，在倭国买地就有些不值当了。”
他顿了顿，有些迟疑地道：“不知……倭国能不能像咱大宋一样，将田税降一些？倭皇朝廷规定的十税三着实有些重了……”
卫希颜笑了笑，道：“倭国的田税高是因为不纳税的庄园太多，国家收税的土地日益减少，便只能加税。就像大宋，土地兼并也很严重，官宦、富家、豪强都想更多地拥有土地，而更少地缴纳赋税，其结果便是私家愈富，而国库愈凋敝，严重的便起乱子。”
众商听得都有些凛然，只觉卫国师这话是意有所指——他们这些大商大贾，谁家没有百亩千亩良田的？而有良田的，又有哪家不想少缴些赋税？
便有人想起前阵子《西湖时报》上有篇文章，说朝廷应该重新经界田亩，清出那些隐匿的田产，惩办豪强地主，增加国家赋税云云，引来不少赞同之声，也有不少反对之音。他们这些拥有大田产的富商中就有纳税田亩不清不楚的，自然不希望朝廷下诏“经界”。
难道卫国师是在借这话敲打他们？
“虽然大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减少，但国家仍然不加农税，便是体恤耕农，深悉国以农维稳的道理。”卫希颜说到这停了停，见众商的眼神都有些闪烁，心里笑了笑，道，“至于倭国的田税过重，这是倭人的内政事，我朝不便干涉。”
“是。”周子文喏喏应了声，卫希颜不同意插手倭国赋税之事原在他意料之中，而他做此建言也并不是为了让倭国降税，因此对卫希颜的回复并不失望，但他没料到卫国师竟会借话敲打他们，心中生凛的同时又有些尴尬不安，便抬眼觑了孙俊明一眼。
孙俊明沉了沉眼，瞥见卫希颜唇角若有若无的笑意，似乎他们所想的一切早已看在她眼中，他心中打了个突，沉吟片刻，心道绕弯子不如直言，便拱手道：“国师所言甚是，他国赋税事我朝自是不好干涉。只是，种稻谷确实不太合算，不知朝廷可否允许在倭地种植棉花？”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卫希颜心里一哂，绕这些弯子不过是为了棉花。
自从名花流旗下的棉布作坊在广南西路的琼州岛上试种新棉成功后，棉花种植便在南廷诸路推动起来。
这种新棉花不是琼州岛上自产的本地树棉，而是南海商路带回的注辇国棉种，注辇国的吉贝布比起琼州岛树棉织出的吉贝布更白更柔软，并且可以播籽种植。试种试织成功后，“棉布”便正式取代了以前的“绵布”之称。
棉花试种成功后，便是棉织技术的革新。名花流旗下的棉布坊将注辇国和黎峒的纺棉技术加以结合，技匠们日以继夜地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终于造出了的棉织新工具，如脱棉籽的搅棉车、弹棉花的弹棉弓、纺棉纱的棉纺车、织棉布的织棉机等等。
用这些新的工具和新的技术，可以织出比注辇国的吉贝布更白、更柔软、更精细的棉布，在市面上推出后，就在商人中间引起了轰动。
以前注辇国的吉贝布价贵是因为量少，并且从海路贩进价格上翻，如今大宋能够量产棉花棉布，并且甚至比吉贝布质地更精良，弹出的棉袍、棉被比起锦袄和丝絮被子更暖和，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利润是任何精明的商人都能够看得见想得见，如何不惹人眼热？
丝帛行业的富贾们首先心动，而名花流的棉布坊也无意独揽这个巨大的市场——独揽也揽不下，市场要靠合力才能拓展，何况名可秀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私利。于是名花流的棉布坊将试种成功的棉种进行公开拍卖，又建专门的棉机坊，生产搅棉车、弹棉弓、棉纺车和棉织机等棉织工具售卖。商人们有了种子又有了棉织工具，纷纷投资棉田和棉布坊，棉布行业欣欣向荣。
棉布的巨大利润不仅吸引了丝帛商转行，也吸引了很多盐商、茶商等商贾投入其中，不到两年，就使得棉花收购如潮水般上涨，而市场的巨大需要反过来也刺激了民间扩大棉田的积极性。
而时下种植业最赚钱的当数甘蔗和棉花，像南海的瑞宋州和华宋州，以及麻逸国、三佛齐国，就有许多宋商在那边买地广建甘蔗园，将成熟的甘蔗运回国内制糖再回销近西和远西的国家，赚得盆满钵满。经常到日本贸易的明州和秀州的海商便也起了心思，想在倭国买地种甘蔗，但南洋气候炎热利于甘蔗生长，而倭国气候不宜，种出的倭蔗远不如南洋蔗的糖分高，四根倭蔗才及得上一根南洋蔗，于是这些海商脑子一转，打起了种植棉花的主意。
卫希颜记忆中日本似乎不是盛产棉花的国家，但不盛产不等于不出产，就好像日本不是产粮大国，但不等于这个国家不出产稻谷，至于能不能广种棉花，种出棉花的品质如何，这是商人们折腾的事，有了利益就有驱动力，没准能让这些商人们捣腾出来。
况且，让日本多种植经济作物，对大宋来说有利无弊。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宋要成为成品出口国而不是原材料出口国，至于周边的国家，则要尽力引导其成为大宋的原料产地。
卫希颜便道：“种稻谷或是种棉花，都有气候和地力的限制，适合哪样需得因地制宜。至于朝廷是否允许棉花种植传到外番，这需提到户部商榷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