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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定性情宽宏，又有道家的洒脱，知道范冲为人素来“犯冲”，哈哈一笑不作计较，只道：“子发外任，未必不是好事。”
范冲又翻了个白眼，仰鼻哼声不语。
两人这种情状在朱震去职后，已发生过好几次。胡安国拢着毡毯微微摇头，开口劝范冲，“达微兄说得没错——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胡安国心道，以朱震的处事手段，并不适合相位争斗。
这次吏考，从明面上看，是李纲的雷霆手段，但深入想，那些考德考绩取证详尽，连后宅阴私事都查得清楚，岂是单凭吏部就能搜罗出来的？胡安国确定，其后必有人支持——宰相丁起必有插手，还有和他对立的户部参政叶梦得，以及这次吏考获利最大的新任吏部参政赵鼎，更或者，还有枢府那位。
当初朱震被清查时，谯定就曾对他道：“子发这是受人之累，马前失蹄呀马前失蹄。”他一连说了两个“马前失蹄”，又重重落音在“马前”二字上。胡安国心里悚动，谯定的意思是“马前卒”？——朱震去相的背后是皇帝与枢府的权争？胡安国只觉手足冰冷。
再往深入想，那些被罢黜的那些官员，包括工部官员在内，多是涉案贪污，但御史台为何没有弹劾？吏部为何积在这一年的考课并发？——显然是要一网打尽，省得弹劾立案打草惊蛇。若说吏部不是与御史台共同合谋做的长远筹划，胡安国都不相信。
而枢府卫轲是在背后推手，还是一早就参与其中？
胡安国无法确定。
但无论如何，朱震去相并非构陷入罪，确实是御下不严，确实是失察——工部那么大一个坑，朱震身为长官竟被下属蒙蔽至此，不能不说在察人明事上少了才具。
当初朱震因名望而居相位，但没有相匹配的才能，这相位岂能做得长久？贬相到了地方，或许还更适合。
谯定和朱震相比，无论识见还是才能都高出好几节。胡安国是真心期望谯定能入堂参政——政事堂的格局便不是倒向丁、叶两派。虽然最终谯定是入主门下前省，但比起学士院的谘政议政之职，门下都给事中的权力显然要大得多。
胡安国自然不愿意看到范冲和谯定之间产生隔阂，如今程系学派的实力已在朝中削弱，他不希望在己方再发生矛盾，便屡次劝解范冲，奈何范冲又犯了倔脾气，每次见了谯定都没有好声气，差点没说他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是以，当荆湖南路的武安军平定邵州峒乱后，朝廷便以李椿年为守臣，一是整饬溪峒，重定溪峒羁縻界；二是恢复峒丁旧制，招收未附叛乱的溪峒猺人为峒丁，归入武安军，驻守护卫界境；三是重新堪分田地，查出被世家大族买去的峒丁田地，因违法买卖一律充公，并按户分给峒丁耕种，重立户册。
及至峒丁的田地重新堪分到户后，李椿年便在整个邵州渐进推行他的经界田亩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土地的数量、肥瘠确定税额，多地多产者则多纳税，少地少产者则少纳税。
李椿年先令官户、民户各依书式填报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地段图。
然后，官府派出衙差丈量土地，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丈量，计算亩步大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丈量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
再辨别土色高低，确定肥瘠等级，均定苗税。
最后，每户置簿，登记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肥瘠等级、税额等，建立起合户籍、地籍、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赴县印押，永充凭证，做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如此，田主按籍纳税，官府按簿收税，清楚明了。若有典卖交易，迥须各持砧基簿和契书对比批凿，官府备案改户，以防隐田之私。
经过一年经界，邵州查出一万六千七百多顷漏税田，成效俨然，但也招致了官户戚属和地方豪户的忌恨，便有通门路的，告到荆湖南路转运使司和提刑使司，说李椿年借丈量田地行贪污不法事，又驱衙差欺压百姓……。却被转运使刘一止驳了回去，并令提刑司将涉嫌诬告之人下狱，立案审查量刑，震慑了一干豪强大户，之后邵州无人再敢阻挠李椿年经界量田。
如今李椿年在邵州已任三年，经界均税成效卓然，便上报转运司使，请求在荆南路推广经界，并呈上他撰写的经界法二十四条。
刘一止正有此意，便上奏朝廷请在荆南路设立经界所，推行经界法，并附李椿年的奏折。
政事堂三种意见：一是支持——赵鼎、叶梦得，二是反对——胡安国、范宗尹、章谊，三是建议慎重，不全然支持也不全然反对——朱敦儒、谢如意。
丁起当然期望推行经界法，“方田均税”是大宋开国以来，多少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从郭谘首创“千步方田法”，力行清查田亩，到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条约》，最终却都未能克竟其功，实现“厘清天下土地税收，增赋富国”的目的。丁起不得不慎重，前人的失败足以成为教训。
“……臣观郭谘、王荆公方田之法失败，皆因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致。尤其王荆公变法，在土地抑并严重的京东、河北、河南、河东等路施行，更是得罪无数勋贵戚属。如今，我朝要行经界，也必有此等阻挠。”丁起对名可秀禀道，“臣之担忧者，非为经界法一时之推，而是后继之维系——州、县不治，在不得人。如今吏治几经整饬，虽不至河清海晏，却也清了一半，然则三五年后、七八年后又如何？”
卫希颜在茶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听着屏风那边的谈话，听到这里她微微点头：这清丈田地、平均赋税由来损害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执法者本身也是官僚群体的一员，这项政策要想长期执行下去，难之又难。
依靠官员的能力和操守什么的，更不靠谱。
当然，卫希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她心里想着：可秀会怎么做呢？
***
胡安国府，竹园花厅。
谯定半眯着眼，听胡安国说着经界之事。
“……我大宋自仁宗之后，官户富室，多有兼并土地，却故意虚报隐瞒田亩，逃避税收。而小民田产已无，税户却未销，依然要纳税。以致农户破产，豪强得利。李椿年上呈的经界法，即方田均税之法的改进——清丈官户豪强隐瞒的田亩，纳入国家税赋，而无地小民，则销地册不受税收之苦……，从立意上来讲，是良法。”
胡安国叹息一声，语意一转，“但朝廷上下，有品级的大小官员近万人。这些官员各有职田，而除去职田之外，各有多少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而其家属亲戚的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就拿政事堂宰执来说，家中及其亲属田产怎么算？”是否都是清白的？就连胡安国自己都不能确定，他的兄弟和族兄族弟的田产中，是否就有隐田不报的？
而其他宰执中，叶梦得、谢如意、范宗尹、章谊家里都是望族，田邑大户，宰相丁起家里也有千顷之田，只不过没什么亲属，少了拖后腿的。真正没有什么田产的，只有赵鼎。
谯定呵呵笑起来。
他知道胡安国担心的，并不是荆湖南路的经界，而是担心荆南路推行后，短期内取得成效就在全国推行，而两浙路、江南东路官员贵戚云集，到时必定阻挠剧烈而难竟其功。便如当年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之法一样，因在京畿路失败，导致方田均税法的全部溃败，之前诸路清丈之地尽数作废，全按清丈之前纳税——前头轰轰烈烈，后头却是前功尽弃。
“康侯所虑甚有道理，”谯定捋须白须慢慢道，“所谓上行下效，其上不正，其下必然效仿。朝廷若真有决心推行经界，当先清丈评定官员及亲属田产——首先清宰执，再清三品以上，之后清五品以上，再清九品以上。若官户都清丈了，余下自然能推行之，便无前功尽弃之忧。若是在官户清丈这一步就难倒了，后面的也不必提了。”
胡安国忖思良久，叹道：“即使从上而下，然则经界法谁来执行？李椿年在宣州、邵州先后行经界均税成功，盖因一村一乡皆由其亲自督领乡保和衙吏丈量评等，无有敢作私者。然天下有几个李椿年？又有几个如李伯纪那样，不畏权势、不惧弃官的？”
谯定沉吟不语。
胡安国摇着头，“退一步讲，即使政事堂准了刘一止和李椿年的奏议，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也不同于宣、邵二州的小打小闹。一路之地清田，如何保证人手，将经界均税落到实处？须知州县清丈田亩，必要由乡里大小保正和衙吏来丈量，而这些保正多是来自一等户，正是兼并土地的豪强大户，让这些兼并之家来清丈兼并之家的田亩，即使有官吏监督执行，但私下的手段焉能尽数杜绝？那些豪强大户有背景的，又会牵扯出哪些高官贵戚？皇帝和政事堂有没有决心坚持下去？”
胡安国端起茶盏润喉，却仍觉燥意难去，不由慨叹一声，“为臣治政之难，不是没有良法，而是有了良法，却难以施行啊！”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方田均税法：
北宋大理丞郭谘首创，最早称“千步方田法”。
王安石变法，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