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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这番表态，既是出于对李纲的信任——信任他的能力和魄力，户部不必去干涉；同时，也是表态对李纲的支持。作为户部参政，他早就有推行方田均税的想法，即使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但与方田均税的政绩比起来，损失一些田产收益就不算什么了。
李纲接诏后的头一桩事，就是申调李椿年，朝廷准奏，授李椿年从四品敷文阁待制，调任户部经界局任局丞，即李纲副手。
李纲做的第二桩事，便是制定经界章程，首先就是经界两府宰执名下的田产，第二步是经界三品（含）以上高官的田产。
这是政事堂早就议过的，胡安国同意经界的条件，就是先从宰执、高官经界起，得到丁起、赵鼎、叶梦得的赞同，而之前工部参政章谊反对、兵部参政朱敦儒不表态，主要就是担忧经界法虎头蛇尾，若从宰执高官开始，倒是可以一试——于是政事堂多数宰执通过，才了了户部措置经界局的成立，而非同意刘一止和李椿年的奏请，在荆湖南路行经界法。
二月，朝廷下诏，经界宰执田地，重新评等定税。
朝野喧动。
许多人恍然大悟，难怪朝廷重新起用李纲。
然而事实上，经界法推行的第一步——对宰执名下的田产经界量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挠。
从去年十月起政事堂有这个意向，到今年二月正式施行，中间有三四个月的时差，足以让相公们清理自家和亲属的田产，那些偷税漏税的，强取豪夺的，该补的补，该退的退，该报的报，若有胆子做其他手脚，就得有信心瞒过李纲的清查——至少有问题的相公没有存这个侥幸之心，比起查出来后声望上受到的损失，宁肯损失田产上的收益，盖因经界已成大势，不会因一两位相公的阻挠而断，若是明智的都能衡量出前途声望与田产孰轻孰重。
户部经界局首先清查宰相丁起名下的田产。
丁起名下田亩一千零二十顷，绝对是田产大户，但田地来源正当，而且实际亩数与纳税地册相符，无有隐瞒、漏税——唯一需要重新确定的是土地的肥瘠等级。
作为百官之首，丁起竖立了一个很正的上梁。清查结果出来，宰相的美誉度又提升了。
紧接着，是户部参政赵鼎——同样是一根很正的上梁。
接下来，按序清查叶梦得、胡安国、朱敦儒、范宗尹、章谊、谢如意这位六位相公名下的田产，包括其直系亲属的田产。
总的来说，政事堂的相公们都算得上廉洁。除了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外，有御史台和谏议院的锐目盯着，京城的官员们都不敢太放肆——南廷御史台和谏院敢言敢谏可称历朝之最，即使皇帝都无法左右，若有哪个高官被御史和谏官盯上了穷追猛打，基本上没有幸免的。
不过，官员**往往有一半是败在亲属身上。
丁起和赵鼎能够很正，跟他们亲属少也有很有关系。丁起的父亲是奸臣丁谓，在丁误谓丢官被流放时，丁起一家兄弟就死得差不多，如今只有六弟丁超，丁起既扶持小弟但也严厉约束，没有违法乱纪事。而赵鼎早年丧父，是由寡母养大，他是家中独子，没有叔伯兄弟。至于两人的族亲，那就远了，不是直系亲属，对官声风评影响不大。
相比起来，政事堂其他相公的直系亲属都不算少数，其中可能就有几个“烂亲戚”拖后腿的，但有三四个月的缓冲，该告诫的、该清理的也都差不多了。
人皆有私心，就算再廉洁奉公的官员，心里也有个亲疏远近，要讲些人情世故，区别在于私心多少和克制与否。但这个时节，即使处事最私的范宗尹，也不愿才经历停职反省后又撞到“兼并土地，隐税漏税”的炮口上，书信严厉告诫家中及亲属，有问题立即补救，否则查出来自己担责，他不会出力庇护。
这些亲属的最大仗势就是朝中有相公，为了自家相公的仕途，即使要他们放弃一些利益，也是必须的，否则相公没了前途他们也就没了“钱途”，有识见的都知道该怎么做，即使没那识见的，在自家相公的压迫下也必须割肉舍财。
有了这些相公自己清扫“后院”，户部经界局的行动就顺畅了许多。
而且，李纲推行经界法也是有策略的——经界局下发措令，凡是自清自报的，可以不追究以前隐瞒漏交的税收，但若由经界局查出来，则连同以前年度漏交的一并补上，并要处罚金。
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至四月底，经界局便完成政事堂所有宰执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田产的经界定税，并建立砧基簿，取代原来的地簿和税册。
接着，是对枢密院执政及其直系亲属的田产进行经界量税。
枢密院共五位执政，枢密使一人卫希颜，副枢密使两人——种瑜、李邴，签枢院事两人——吴阶、韩世忠。
卫希颜名下的田产约有三百顷，其中一半已转给凤凰书院和朱雀书院，作为书院田产。至于直系亲属，两个叔叔都没有田产，一个姊姊两个妹妹，嫁出去两个——按大宋律法嫁妆田才属于直系亲属田产，至于夫家名下的田产，则属姻亲产业，不在此次清查范围内；三妹希嬛名下的几十顷田产都是经得起清查的。论起来，名可秀的田产最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公开，何况律法上也没有同性婚姻之法，即使两人关系公开，名可秀的产业依然是自己的，与卫希颜没有相干。
枢府另外四位执政中，田产最多的是韩世忠。这个史上有名的抗金将领很喜欢当“田舍翁”，所得银钱赏赐多半拿去置了地。而李邴、吴阶和种瑜名下的田产也不少。但卫希颜对这些心腹的约束很严，她可不希望出现个拖后腿的，所以就算比较贪财的，也不敢做强取豪夺的事，名下田产都是正经买来的，经得起清查，有个别隐产漏税的也都赶在清查之前申报当地官府补上了。
经界局有了前面推行的经验，进度更快，至六月中，便建起枢府执政及其全部直系亲属的砧基簿。
七月，朝廷下诏，经界三品（及）以上官员田地，如有官员破坏、阻挠经界法，处以徒刑。
至年底十二月，经界定税完毕。
次年正月，朝廷下诏，在荆湖南路设立经界所，归属户部经界局，任命转运使刘一止兼任提举官，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四月，朝廷再次下诏，在其他诸路均设经界所，由各路转运使兼任提举官，在本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即使有这些严厉的诏令举措，便在推行过程中，仍然遇到有不少阻力。不过，有两府宰执和三品以上的高官经界在前，即使地方上的官户、豪强手眼通天，也断绝了通往最高层的路子。而一项政令能否推行到底，取决于上面决心有多大。只要皇帝和政事堂不动摇，不管地方上的阻挠多大，政令也会坚持推行下去，如果执行者不得人，那就换人换官，有了杀鸡儆猴的前例，那些有心拖拉或敷衍的地方官员也就不敢不尽力了。
至建炎十年六月，荆湖南路的经界均税完成。
至建炎十一年六月，各路经界均税先后完成。
经统计，全国诸路州县共清出隐田一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余顷，每年可给国库增加两税收入约四成。
当经界法正在各路推行时，户部进行两税改制。
建炎十年九月，朝廷下诏各地执行新的《两税法》。
其中规定：凡有田者，包括官户、民户，家有田产千亩以下的，维持十五税一不变，家有千亩以上的，其超出部分按十税三纳税。
也就是说，田产越多，纳税比例越高，多田者多税，少田者少税，以此遏制富室兼并土地。
又规定：两税纳税者不分主、客户，而以直接耕种者为纳税对象。
也就是说，农户租种田地的，官府向租种者收税，而不是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条法令的好处是减轻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如果佃户是向地主交税，而不向国家交税，就会造成无地农户对地主的依附加深，而失去对国家的依附。
又规定：凡客户租种土地，主户向客户收租不得超过十五税一。
这是为了遏制富田者向佃户收取高额地租，减轻土地豪户对租地农户的盘剥。
“即使推行了经界均税，即使改革了两税法，也不能实现贫富公平，”名可秀对此评价道，“只能说，暂时遏制了土地兼并，暂时减轻了乡村下户负担，暂时减缓了贫富拉大。”
她对丁起、赵鼎道：“变革不易，维持更难。要想将经界法、两税法长期维系下去，要靠吏治和吏制。地方官员清明了，强取豪夺、压榨农户的事就少。选拔任用官员首要重德，但吏治又不能完全倚赖官员的道德，毕竟人的私心难以消除，必须有吏制作为约束。要将道德和制度并行，不可偏废。”
儒家讲道德治国，法家**律治国，道家讲无为治国，墨家讲兼爱治国——名可秀认为，“治国不应该是单腿而行，要想身子走得平衡，两只胳膊、两条腿，都少不了。”
譬如名可秀主张相权，对于皇帝，那就应该“无为，垂拱而治”。
譬如墨家的兼爱，是要求人们除了爱自己的亲人外，还要爱别人，这就是善心。名可秀成立共济会，就是推行墨家的兼爱思想。
“大道之途，非独一家。治世之法，百家合流。”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上章论大道公平，在孔子、老子、墨子……以及《礼记》这些著作中，都能找到影子。
若论经学造诣，名可秀不一定比杨时、尹焞、胡安国这些大儒更为精深，但她的优势是不囿于一家之言，思维开阔，故而能够归纳总结出别人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说不敢想的观点。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思想有多远，你就能看得多远；或者说，思想有多高，你就能站得多高——名可秀这个人物，大抵就是如此。
正文 355红袖添香
就当南廷准备推行经界法的时候；西夏与北廷的银钱换土地协议终于达成了——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谈判，主要是讨价还价；连一贯钱都要争个半天，最终签署协议的那一刻两国使团的成员都有种泪盈于眶的解脱感。
按照协议，北廷占有的原北京路州县——除了卫希颜预计的“辽西走廊”保留外；其余一府四州及大定府南四县；统以三百五十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贯的价格转给西夏。
按照协议，西夏必须一次性付清款项；除了金银铜钱支付外；还可以用驼、马、牛、羊、药材、青白盐作价相抵——起初北廷提出可用马和粮食作抵，但夏人也鬼精；只同意给少量战马；粮食则免了，夏国自己都不丰裕，反提出用夏产青白盐作抵，但北廷并不缺盐，谈来谈去，才勉强同意接收二十万石，但价格压下去了一半。
卫希颜从军事角度分析这个协议，“骆驼、马、牛、羊药材可用于作战和后勤，但北廷要盐何用？放二十万石青白盐进入西境，难道又是用来以盐换粮？”解决西境边军的军粮运输？
这个办法雷动在占领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