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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盗实务，奸吏惯用的欺上瞒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选官们精通，但务求每项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瞒、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县官员们也当然接受过这样的实务学习，人人携着《州县实务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后，又在安南行营接受短期学习，对上任之地的人情、风俗、历史有了解后才上任，对付治下那些积年的胥吏虽不说手到擒来，至少也让他们心生凛惧，谨慎行事。从中挑出几个吸食百姓髓肉太狠的胥吏，公开审讯论罪，既得了底层百姓的民心，又杀鸡给猴看，慑服其他胥吏收敛手脚，老老实实做事。而且循着那几个论罪胥吏作恶的线头，扯出当地的一大望族，审其罪，判其刑，罚其家财补偿苦主——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层的小民小户，也有中户人家，还有上户、望族。
这是遵循卫希颜的“安南州县治略”，对越族上层要打击、分化，对中层和底层要拉拢归心，一旦中下层平服了，则安南可定。
毕竟上层阶级的影响虽大，但人数却少。
越国贵族是这个国家的上层，他们占据了社会最多的财富和资源，因为曾经拥有的权势和地位，不会像中下层那般容易收心。这些贵族的权势随着国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间的势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个望族的影响超过了当地官府的威望。卫希颜要打击的就是这些望族——贵族中的大贵族。
越国的国情与大宋不太一样，大宋的上层阶级是士大夫，天下读书人不论贫富都是“士”，是第一阶层，读书人一旦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国独立为国后仅仅经历了吴、丁、黎、李四朝，每个朝代都历时不长，还没形成“士”的阶层，而是由贵族阶级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开科取士，也是从贵族阶层中选拔，平民能读得起书的很少，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隶更不必说，连读书识字都是要入罪的。这就使文化被贵族阶级所垄断。而且，贵族们占了越国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赋流失严重，兼并矛盾隐患深重。无论从哪方面看，卫希颜都必须对贵族动刀。
当然不是挥刀杀光，而是打击、分化。
越国贵族阶级也是分层次的，有大贵族、中等贵族，也有小贵族、落魄贵族。
卫希颜要打击的，是大贵族。
一个大贵族就是一个望族。一个望族的家底很少有干净的，如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少不了踩着他人的尸骨和血泪，要想从中挖出些陈年积怨不是难事。虽说证据可能早已湮灭，但人证却是可以找的，即使找不到也能人为制造。毕竟望族的仇家不少，而在贵族群体中，也有很多想踩着望族上位的，只是有机会。
陈如瑛记得很清楚，她的老师在以行营总管代管安南的那半年中，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刺儿头”，将暗地里作死的大贵族刺儿头收拾了，再扶植一批中小贵族上位，和大贵族分庭抗礼，前越国的贵族势力就这么分化了。
随着七八家望族“刺儿头”的倒台，大贵族势力的削弱，最重要的一项策令——全面释奴令终于颁发了。这是在最初的《释放汉奴令》之后，针对所有的奴隶，颁发的释放令。自此，在安南路直辖的州县，蓄养奴隶被彻底废除。而溪峒羁縻州可选择是否执行。只有一两个富有远见的溪峒主遵循了官府的策令，释放奴隶为自由农户或签订契约的雇工，而绝大多数的溪峒都舍不得释放这些不需要工钱的“人力牲口”——这种愚蠢短见和贪婪会在日后给他们带来苦果。
“人可以被统御，但不可以被奴役。没有人应该生来被奴役。”卫希颜没有宣扬人权、自由、平等的想法，但基本的生存权利要有。在交趾，蓄养奴隶是合法的，奴隶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归贵族所有，贵族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与秉承人文精神的儒家思想却是对立的，所以随着儒家文治在宋朝达到鼎盛，蓄奴便自然被废除，以律法禁止。而卫希颜对交趾开战的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废奴。儒家追求礼仪教化，天下大同，儒生们也将之奉为大道来行，这就使卫希颜力促发动的这场战争在国内舆论中完全占据了正义的高点，不仅仅是惩戒边夷，收复中国旧土，更是推广教化，弘扬大道。
而废奴对越国贵族们来说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肯定会掀起反抗巨浪。是以卫希颜一开始只是释放了占奴隶人数少的汉奴，然后以推行文教为前锋，在此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段剔除了那些最有可能反抗废奴的影响力大的贵族。当分化、削弱贵族势力，又扶植掌控了一批贵族后，才在安南全面推行废奴。这一来，反抗阻力就小得多。即使暗中使绊子、阳奉阴违的不少，但敢于明面反抗的却没了，废奴便成大势无法阻挡。
当“废奴”这个硬骨头啃下后，安南路的文治推进也就没有太大阻力了。即使偶尔有看不清形势的跳出来，或是被人当棋子的推出来蹦跶，但都很快被经略司的各种手段平定。卫希颜将安南路的文治教化比喻为“历史前进的车轮，敢于阻挡的就要做好被碾压的准备”，她希望接替行营治理安南路的经略司文官们，都要有一手文教、一手刀枪的理念，“大道不是平坦的，那些挡路石，要么向前碾碎，要么坚决搬掉，没有绕路的可能。”经略司的文官们未必都认同她的铁血理论，但设计阴谋达到目的，文官们有的是手段。而在推广儒学上，他们有着比卫希颜更坚定的信念。
交趾国中是有儒学的，在隶属东汉和唐朝的时期，儒学传播最盛。而在五代交趾独立为国后，前后历吴、丁、黎三朝，均是戎马倥偬，国祚短暂，王族和贵族为了巩固统治，便推行崇佛抑儒的政策，又因重军功而重武轻文，儒学便受到抑制。直接到李朝立朝五六十年后，国家渐渐安定，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治国安邦之策，于是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开始重视儒学，大修文庙，尊孔子，并开科取士，同时考释、道、儒三家的经书，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大宋攻破交趾时，李朝已推广儒学六十多年，国中贵族多半都是学过儒经的。
这对安南路推广儒学来说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有基础，推广更容易；其弊则在于归心更难。凡是地域狭小的国家，民族特性多半都深藏着自卑，而因为自卑，所以敏感，表现于外的就是极度的自尊，自负，甚至到自大。譬如高丽，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用的是汉字，学的是儒家，医学、官制等等都是由中国传入，明面上对中国称臣，骨子里却不以臣居，自认为将儒家文化学精了，将华夏文明高丽化了，就是“正统”了，心里未尝不以“中国”自居。交趾也是如此。宋时的交趾国在卫希颜记忆中只是越南的一半，却在向南、向西征伐扩张时，以“中国”自居了——所以外邦要向交趾称臣。大宋的宰执们对南北这两个弹丸之国的自大很是不屑，鸿胪寺负责高丽事务的官员们认为应该狠狠打高丽人的脸，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统”，安南路的官员们则喜欢用卫希颜说的“碾压”二字，用文明碾压他们，让学过几部儒学经书、以广修文庙为荣的前越国贵族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儒学，什么是真正的崇儒。
随着安南路的官学教育推进，前越国的贵族们，也不得不低下他们自认为高贵的头颅，重新接受大宋的儒学教育。尤其是他们推崇的所谓大儒在交州官学的讲经堂辩论上羞惭而退后，就再不敢有人说“精通儒学”了。各个贵族不得不将子弟送往官学接受儒学教育，因为不入学则无仕途，如果家族三代无人出仕，纵有家财百万贯，也是徒有富而无贵了。
除了官学大兴儒学外，所有家馆、私塾都被要求讲授大宋的官本儒经，至于前越国的儒经刻本则被废止讲习。
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在官学、私学中推行。
新的历史课本是国史馆于建炎年间编撰的《华夏史》，安南路使用的是最新的第四版，其中就有交趾的篇章，从最古早的炎帝神农氏后裔鸿庞氏为王，到秦统六国为华夏王朝属地，历两汉、东吴、隋、唐，皆为归属，直至五代时期的南汉王朝，交趾兵变脱离中国，方有“大瞿越国”——从历史归源，交趾属于华夏。所以，越人不是亡国，而是回归。
以史为教，可增强对华夏的归属感，大宋宰执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读史不仅是鉴为政得失，还可教化归心为用。
安南的官学教育在一开始就打破了对平民的藩篱，上官学不再是贵族子弟的权利，招收平民的名额大幅提高，与贵族子弟的名额同等。学杂费则大幅降低，而贵族学子的花费则体现在更好的食宿条件上。同时提供勤工俭学及助学贷款，扶助家境贫困的学子。
因安南路头三年赋税朝廷不取，经略司有足够的钱财花费在教育上。三年之后，安南路的情况已有了良好的势头，大片的荒野重新变成有产出的耕地。广西、广东沿海的诸多疍民，在当地官府和安南经略司的引导下，迁到了安南路沿海的地带，拥有安南官府给予的荒地，并贷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开始了陆上的耕作生活。安南的溪峒羁縻州也驱赶着交趾奴隶，开垦、种植。由于官府大力推广新式农具，并推广中原的耕作法，粮食产出比越国时要高出好几倍。除了粮食外，还种植甘蔗、棉花，收获后进入炼糖、酿酒和棉纺作坊，分销安南本地和南掌、占婆、真腊等国，商贸已呈现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安南路带来越来越高的农赋和商税收入，足以支撑安南路在文教上的持续投入，并且有能力在官学中实施朝廷在诸路选择性推行的《大宋国民义务教育律》。
按照《义务教育律》的规定，帝国内所有国民，不分民族，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诸户年满五周岁的男童必须送入蒙学，家中只有女童没有男童的，必须至少送一位女童入蒙学，接受三年蒙学教育，学杂费皆免。又规定，有条件的州县可以在三年蒙学义务教育之上，再增加八岁至十二岁的四年小学义务教育。
以安南路的财力，完全有能力推行蒙学到小学的义务教育，包括溪峒的子弟。但溪峒的奴隶却是享受不到的，当然这不是官府的规定。作为溪峒的附属财产，奴隶们可以信佛教或道教，但不允许读书识字。
朝廷在普查诸路的识字率时，安南路的溪峒羁縻州是不计入人口基数的，而在州县官学上学的溪峒子弟却计入识字人口中，便等于分母减小，而分子增大，计算出来的识字率自然就比较高了。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安南路的文教普及。
而在陈如瑛因公职调离安南路的第十个年头，也即大宪二十年，溪峒的奴隶矛盾终于尖锐爆发，从一个溪峒的奴隶暴。动迅速蔓延到所有羁縻州动乱，除了有远见、提早释奴的那两个溪峒外，所有溪峒都在短短一月陷入了内乱中，上万峒人被杀死，甚至死了几个溪峒主，奴隶们也死伤数万。
安南经略司以不干涉羁縻州自治为由，驻地的国防军和武安军只是聚结警戒，而没有出兵，只派出人员到溪峒，建议双方首领坐下来协商解决。但杀红了眼的峒人不肯甘休，而越族奴隶们没得到自由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