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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照、清虚二人暗底松了口气，这位陈统制英姿秀拔，气度凌然，虽然还未正式交道，但显见绝非俗辈，何况，有着卫国师学生这个背景已经让人放心了。
陈如瑛也在忖量，老师让她见这亭中三人，应该是与她的新职有关，姑且不论这两位高僧高道，这位理国公段节度恐怕也不仅仅只是有个爵位和节度使虚衔的荣养人物，不知暗地里的身份是什么。
见礼之后，段正严便送明照、清虚二人离去。
陈如瑛随在卫希颜身后，行至樱林，便有七八名青衣便服的国师府侍卫悄无声息从林中涌现出来，护随在二人身后，往北面林外的滇池行去。
须臾出林，早有侍卫泊画舫候于僻静岸边。
众人踏板登舫，荡舟于滇池之上。
师生二人坐在敞轩舫中，一边赏景，一边叙谈。
卫希颜给了陈如瑛一本册子，上面是军情司收集汇总的吐蕃“国情”，包括吐蕃王朝建立的历史，王朝崩溃后诸部割据的形势，各部势力地盘，首领，兵力，人口，地理状况等等，十分详细，陈如瑛目测比得上一部《步军操典》的厚度了。
她按卫希颜的吩咐，先看“宗教篇”。
“宗教”是卫希颜的提法，当前只在两府三省内部使用，而“宗教信仰”也成为两府需要关注的一个事项。
陈如瑛手指翻动，快速而又认真地阅读，间中听卫希颜解说。
吐蕃很早就有本地宗教，称为“本教”。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佛教从大唐传入。随着吐蕃国势鼎盛，佛教在吐蕃也日渐兴旺，信众越来越多。佛本相争激烈。本教在吐蕃时日已久，其势力盘根错节，佛教虽然兴旺却是新兴，难有本教的人脉与势力，但原始的本教在教义与宗教仪轨等方面明显抵不过教义缜密完备的佛教。佛本双方，各有优劣，谁都不甘心坐以待毙。而在宗教信仰斗争的背后，还隐藏着政治上的斗争——崇信本教的权贵属于传统豪族，而崇信佛教的权贵则是新兴的豪族，双方以宗教为器，争夺权利。
在吐蕃国势鼎盛时期，信仰佛教的新兴豪族占据了上风，佛教被尊为吐蕃国教，本教建在各地的庙宇被拆除，大量信徒被杀害，许多传统贵族不得不改姓佛教，本教衰落到谷底。然而本教毕竟在吐蕃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其势力根深蒂固，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消除，他们换了一个方式静伏下来等待反击的时机。在朗达玛为吐蕃王后，他们等来了这个时机。对佛教忌惮的朗达玛下令禁止佛教，杀害僧人首领，强迫僧人还俗，关闭佛寺，毁坏佛像佛经，这场“灭佛”使佛教跌落下去。
而朗达玛“灭佛”的根由不是为了本教，“兴本”只是浮于表面的原因，其根源是佛教势力已经威胁到了王室的统治——佛寺多使免税土地多，王室赋税的流失益发严重；僧人参政，形成了佛教僧侣贵族集团，与王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了王室势力与地方贵族势力的斗争。
朗达玛的灭佛造成了吐蕃王朝的崩溃，愤怒的僧侣刺杀射死了这位国王，权贵们分别拥立两位王子继位，吐蕃王朝由此陷入内乱、混战中，进入诸部割据时代。迄今为止，仍未统一，由三大王系和其他小势力割据——这对大宋谋划吐蕃当然是有利的。
吐蕃佛教在“灭佛”后又经历内战的混乱，一直衰落了百年，在宋朝仁宗时期才又再次兴起。
陈如瑛翻阅到这一段历史时，卫希颜提醒她注意一点，“吐蕃佛教再兴，一大变化是从权贵走向民间。这个变化很重要。在王朝时代，吐蕃佛教只是在王室和贵族中传教，佛教是贵族的信仰，与本教的宗教信仰斗争是在贵族之间，实际上掺合了权利之争。如今吐蕃佛教再兴，从政权跌落，信众面向平民和奴隶，不再限于贵族。这对我朝传教有利，蕃民阶层已有了信佛的基础，不至于白手起家。更重要的是，以前吐蕃是政教合一，而今佛教再兴还未能参与政权，这种政教分离的状况，对我朝传教亦是有利。”没有政治权利牵涉其中，当然减少了传教的阻力。
陈如瑛面上沉凝，心中震动：果然，老师会见明照上师和清虚真人是在谋划吐蕃。
但她心里有着疑问：为何要用传教这种迂回、漫长的方式呢？少说得要三十年才能见效，这还是不计入吐蕃佛教阻挠的情况下。
便问卫希颜：“老师何以传教谋吐蕃？”以大宋的兵精将猛和枪炮之利，打下吐蕃不是不可能，即使比打交趾困难，但举十万兵员也必能踏平吐蕃——以大宋如今之财力，这是承担得起的。
卫希颜抿了口苍山的春茶，任新茶的茶香在舌尖蔓延，慢悠悠地道：“传教，是治谋，非伐谋，谋的是打下吐蕃之后的长稳之治。”
陈如瑛但听“打下吐蕃”便来了劲，身为军中将领，没有几个是不喜欢打仗的。打仗，才有军功；打仗，才有武将的价值。纵然她身为女子，也有着不输男性将领的凌云之志。
卫希颜见她闻战而锃亮的眼神，微微挑眉笑了。
她这个学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是一只鹰，一只为捕猎而搏击的鹰！
卫希颜眸底掠过一丝悦色，放下茶盏，唇边笑意已敛，平缓的语调透着两分严肃，说道：“英华，吐蕃不同于交趾、大理。交趾虽然气候炎热，但与福建、两广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其地狭小，只相当于广西路的四分之一，容易统治。大理国的地域比交趾大得多，相当于两个广西路，山多林多，部族多，情况比交趾复杂。但是，大理崇信佛教，举国信佛，民风虽然尚武，但少有谋逆作乱。而白族段氏在国中深得人心，又有三十七部支持，故而乌族（彝族）高氏虽然一度谋位为王，却在两朝后不得不还位于段氏，只敢以宰相理国，不敢踞位。我朝取下大理，只要压下权臣高氏一派，厚待段氏，白族就不会生异心，三十七部也会平伏。更重要的是，大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儒家对大理影响更甚于交趾。在大理国内，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教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谓之‘释儒’或‘儒释’。有这样的基础，朝廷在大理的文治比安南还要顺利。”
这个时代的大理国地域比卫希颜记忆中的要大得多，包括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几乎相当于云南省面积的三倍。卫希颜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测距舆图，也能得出大致的比对。
而吐蕃的疆域比起卫希颜那个时空的西藏也要广阔得多，包括不丹、锡金、尼泊尔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都属于吐蕃。
她继续说道：“吐蕃的地域比大理还要辽阔，而且地处高原、雪山，地理、气候都很恶劣，交趾、大理与之比起来，就是宜居之地了。即使大宋出兵拿下吐蕃，迁居汉民也很难，不比安南。而且，严酷的高原环境造就了吐蕃人强悍的身体和骁勇善战的性格，很难驯化，朝廷要维持在吐蕃的统治，就必得驻扎更多的兵员——长久下去，对国家财政就是个负担。而蕃地之民的文明教化也远不及交趾和大理两国，朝廷要想在吐蕃推行儒家礼治，将会比安南和云南两路难得多。相较而言，宗教比起儒家道德更容易推行。”
她教导陈如瑛，“宗教对于维护朝廷统治大有可利用之处。宗教教化人心向善，利于和谐。佛教宣扬忍耐今生之苦，修行来世，道教宣扬无欲节制，这都有利于统治。
“比起儒家信仰需要通读经书理解圣人之意，宗教的门槛要低得多，只要敬畏鬼神，就有信仰。尤其在文明教化低的吐蕃，有文化的是贵族，平民和奴隶不知何为仁义道德，要让他们信儒家，远不如信鬼神来得容易。”
“英华，精神信仰的力量很重要。”卫希颜并不希望她的学生只通军事，思维广阔才有利于成长。
她清悠的声音说道：“我华夏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历次分裂，却总是能走向统一，为何？因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存在。儒家不是宗教，但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尊崇它，而它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统治，于是君王以儒家治天下，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规则，上自君臣、下至国民，都必须遵守，久而久之，便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信仰，譬如仁、孝、礼、和为贵、谦让、诚信、宽恕，换句话讲，就是国民道德。不论王朝如何更替，但道德根植在骨子里，不会随着王朝消亡。这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也是精神信仰的一种，对于没有文化的百姓来讲，往往比儒家道德这种思想信仰来得更虔诚。
“吐蕃没有产生儒、道、墨、法这些思想文明，也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无论本教还是佛教，它们的鬼神信仰都没有受到冲击，从权贵到平民、奴隶，都相信鬼神的存在。对宗教的信仰，比起大宋臣民，总体上要虔诚得多。”
在大宋，最信鬼神存在的是底层百姓，至于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则是“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否定鬼神，但也不迷信。所以士大夫会参佛、参道，但多数是用来修心、修身，真正信佛信神仙的还是少数，事到临头了求神拜佛也是心存侥幸，虔诚是谈不上的。
而藏传佛教为什么能统治全藏？因为全藏上下都虔诚信仰，所以佛教能够统一全藏，政教合一，达到从精神上和政权上的双统治。而元、明、清能够统治西藏，也是承认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通过册封藏地的法王、活佛，达到稳定长治的目的。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使中央王朝对藏地的统治始终只是疆域上的统治，而行政权仍在法王、活佛为首的藏教中，直到解放后才完结。达。赖为什么要闹藏。独，因为中央政府不容许藏教染指政治。
“宗教对稳定统治有利。”卫希颜目光悠悠，“但是，宗教亦是一面双刃剑——力量过强，就会成为野心家染指政权的武器。吐蕃的佛教与政权有过太深的涉入，为了再造辉煌，断不了入政的念头——此等佛教，绝非大宋需要的佛教。”
陈如瑛有些明白了。
“所谓水土相异，而物不同。宗教亦如此。”卫希颜道，“佛教从天竺传向四方，传到中国，受道家、儒家影响，形成吸收儒道思想的汉传佛教，与天竺佛教已大有不同。”
佛教从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来没有能够走入政治领域。中原统治者们很好地打压了佛教，将这头挟着野心而来的猛狮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几百年下来，源自天竺政教合一的佛教在中国早已没有了政教合一的宗义。或者说，是洗去了野心和浮华，成为维护王朝统治、以保人世稳定的存在。
这样的宗教，才是大宋需要的。
陈如瑛继续翻阅，观军情司情报，吐蕃佛教再兴后目前已形成三个教派。第一个教派是源于“灭佛”之前的佛教传承，名为宁玛派。第二个教派名噶当派，创于仁宗时期。第三个教派名萨迦派，创于英宗时期。
在卫希颜的那个时空，藏传佛教有四大教派：势力最大的是“黄教”格鲁派，其次是“白教”噶举派，其三是“红教”宁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