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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瓦市一天都有场子——阔市里卖艺的，游棚勾栏里说唱杂戏的，从上午巳时起就热闹；戏剧院一般是午后开场，白日剧场多为说唱、合生（相声），晚间剧场则是戏剧和大型歌舞，如王师破金乐、霓裳羽衣曲等，也有热门的长篇说唱，比如大宪五年出话本后就一直流行不衰的《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等长篇小说。不过，自今年四月吐蕃战争捷报传回后，最热门的说唱就换成吐蕃战事了。
攻蕃军队中有随军记者——大宪元年记者行会成立后，采撰正式改名记者——其中就有人写铁骑儿话本的，寄回国内有名的书会或剧社，又是一笔收入。在建炎以前，写话本的多是不得志的文人，组成书会，以写小说、野史谋生，地位颇为低下。后来，随着报纸和报事人兴起，报上连载小说热门起来，而后随着永嘉杂剧、弋阳腔、宫调大曲戏剧开始兴起，使写小说、戏剧的文人渐渐多起来，其中就有一些知名的报事人——编辑、记者匿名写话本子，还有一些有文学水平的女才子也加入进来，对她们来说写话本既是一种消遣兴趣，也是一种抒志方式，至少文才有个施展的地方——毕竟，能被家庭允许进入仕途的女官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民间小说的兴盛也让一些士大夫起了防备之心，据说有人感慨，“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影响民间的史事人物的看法。
按卫希颜的说法，就是影响人的“三观”。
小民百姓没多少文化，不晓得什么大道理，而流行民间的小说和戏词比起儒家经书更通俗直白，寓喻义于故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百姓们的认知，譬如对前代历史人物的印象看法，多半就是从小说野史来——正史除了学者士子官员外，又有几个看过呢？
后来礼部文教司在出版局下面的稽核案增设了话本的审查，对民间流行的小说和戏剧话本进行稽查审核，如果内容有悖于仁义礼智信的条款规则，则要取缔话本的发行，并禁止说唱或上戏。说起来时下流行的四大话本——《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都曾出过“*门”事件。
——前二者是因为有女娲为皇的内容，后二者则是对女皇武则天多有褒扬，话本流行后便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和抨击，联名上书出版局要求查禁。当时前后两任礼部参政恰是谯定、宋藻，对女娲和武则天不存在偏见，而且知道话本的撰写者与名可秀、卫希颜有关联，于是便借用理学对儒学的释义，引经据典驳回了儒生的上书，将事态平了下去。尽管有儒生还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平日里说说嘴泄愤。而闹出这场官司的话本在民间却是更火了。
而从今年五月起，民间说唱最火的就是王师大战吐蕃了，什么演义公案等都得靠后站一站，等这波热潮过了再说。
但是，就在坊间津津乐道王师大捷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事实上，在吐蕃战争发动之前，朝堂上就有异议。工部参政胡寅、吏部侍郎朱松、刑部侍郎张九成、学士院承旨曾几等人，都反对出兵吐蕃。又有门下谏院的弹劾最激烈，左谏议大夫周葵在奏折中直斥卫希颜“穷兵黩武，必陷国家于汉武之祸……”两府决议以讨伐吐蕃奴隶制为师出之名，胡寅讥道“既出兵，何患无辞！”讥讽朝廷是在为出兵找借口。
至战争深入，朝野非议之声一直未绝。
之前历次战争，也被翻了出来，除了灭金战争外，大宋在南洋、在交趾、在大理的战事都被扯出来，批评两府为一国之利而起兵戈，不合仁义之道，抨击卫希颜“好大喜功，妄起征伐”，就连从麻逸国买下瑞宋岛也被批评了，说是“以贱买土，行骗而得”，杨泰水师和平收服琉求（台湾），也被批为“恃强凌弱，武力服人”，云云。
虽然这些非战之论还不能动摇朝廷的决策，但在士林形成了不好的影响。
十月的时候，吐蕃战争胜利，曾经没有被大唐征服的吐蕃如今成了大宋帝国的领土，让帝国无数军民都感到骄傲自豪；但是，批评、非议之声也不小。
尽管官报和多数报纸都对吐蕃战争歌功颂德，但在其他学派创办的报纸上，批评之声别开生面，比如程学创办的《经义报》上就有讽刺尖锐的文章——“吐蕃之后，枢密兵锋何指？”矛头直指卫希颜。
这些报纸的影响虽然不及《皇宋官报》和《西湖时报》《湖湘时报》《广南时事》《金陵日报》这些报纸影响大，但也有各自的读者群和影响面。随着一传十、十传百，非战的议论渐渐让国子监、太学和书院的许多学子们产生了迷惘：大宋到底该不该发动对外战争？
而在主战派和反战派官员之间，还有一批立场中立的官员在观望着，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帝国的战争。
各派系的官员和儒家士林都在关注卫希颜将做出什么反应。
十二月初一，大庆殿大朝会。
在百官朝拜之后，按例是官员奏事或皇帝面询个别官员。
站在武官之首的卫希颜当先出列，神色清冷，拱手对皇帝道：“禀陛下，枢密院执国家兵事，近闻朝野有非战之声，为免异论搅朝，臣请在陛前阐发国家征战之义——请陛下允准。”
赵昚目光一亮。
这几个月来，那些非战言论也很让皇帝困扰。从卫国师说的国家利益来讲，对外战争扩大疆土是对国家有利的；但从圣人仁义来讲，发动战争又是不仁的——两者该如何抉择呢？赵昚成为储君后的老师就是太傅胡安国，还有翰林国学士邵伯温、苏澹，以及另外两位阁学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胡安国，毕竟朝夕相处，一直被教以正己、修圣人之德，仁以天下，尽管胡安国已在七年前离世，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年轻的皇帝。然而，这些思想无法解读帝国的战争，这让皇帝产生了迷惘。
他压下迫切的心绪，端然稳重道：“准。”
朝殿上一下肃然起来，升朝官们都支长了耳朵，胡寅等人则在暗中揣测着卫希颜会怎么说，脑子里过滤着经义，随时准备反驳。
卫希颜拱手向皇帝一礼，微微侧身而立，一袭紫袍大袖的官服穿在她身上，有一种旁人无法及的峻拔气势，又带着从容自若的气度，道：“要说征战，五经之中，以《春秋》所言为多。”
工部参政胡寅立即接下话头，道：“《春秋》明上下之序，分华夷之别，其要义为尊王攘夷，故有征战之言，然仍以礼为重。”
吏部侍郎朱松接道：“夷狄未侵中国，则无‘攘夷’之起。《春秋》言征战，非任意兴兵讨伐。”
比如南洋那几国，可有入侵中国的？又如吐蕃，骚扰宋朝边境的青唐部已经在神宗朝被官军归入河湟，此后未有东侵之事，中国何以发动战争“攘夷”？——北周还能说吐蕃与甘肃西夏小王朝勾结图谋河湟，但大宋可有“攘夷”之由？
卫希颜道：“何为夷？夷狄者，禽兽也！——儒家多为此论。不过论事当有实证，本于道理。请问诸位，何以说夷狄是禽兽？可有依据和道理？”
胡寅答道：“有礼者为人，无礼者禽兽。”
朱松道：“《晏子春秋》曰，‘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刑部侍郎张九成道：“‘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这是《礼记》上的话。聚，共也，麀（yōu）指母鹿，意思是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之伦，故有父子共妻之事，指为两代的*行为。
一些朝官忍不住眉抽了一下，心道：在卫国师面前引用这句不好吧。
不过，在朝上似乎很少有人当这位国师枢密是女人。
因为太强了。
一个女人太强大，往往会让男人忽略了她的性别。
张九成没有这么多想法，他是张口而出。学士院承旨曾几暗道不妙，如果夷狄都禽兽了，朝廷岂不是征战有名，还议什么“非战”——可别落入了卫希颜的陷阱，这位在言辩上是惯会挖坑的。当即出列，补充道：“夷狄有子蒸其母、兄亡收嫂之俗，便是无礼如禽兽了！”
天下蛮夷千万，不是每家蛮夷都“无礼如禽兽”。
胡寅反应过来，立即接道：“若顾伦常，若知君父，则有基本之礼。当然，与我中国受圣人教化之礼远不可及。”但是，至少已经脱离了“禽兽”而为人了，便不可任意征伐。
左谏议大夫周葵出列，持笏嗔眉道：“朝廷若为利益故，任意兴兵征伐，则我中国与夷狄入侵何异？”
卫希颜神色依然自若，微微点头道：“诚如诸位所言，天下蛮夷千万，不是每部都无礼如禽兽。然则，如果华夷不能以禽兽分，以何论华夷之辨？”淡淡的声音凉凉道，“以是否*分？”
噗！
一些朝官忍不住抬袖闷笑。
胡寅面色不改道：“此仅其一。我中国遵循圣人礼治，以仁治天下，奉道德为统，非夷狄可比。”
卫希颜道：“这确是华夷之分，但无标准，无量化。辽国可以自称中国，交趾可以自谓中国——有没有一杆尺子，来量一量夷狄的礼有多高，中国的礼有多高，中国的礼高出夷狄多少？”
朝官们怔了，这怎么去量？举儒经？举礼典？说辽国、高丽没有完全汉化？
便听卫希颜道：“说到底，华夷之辨，不过是中国的说法。辽、金、夏信的是谁拳头大，谁就是中国。一旦大宋势弱，高丽、交趾之流，也能蹦跶出来自谓中国了。”
“自然孕生万物，草木不知何为礼，动物不知何为礼，人类处于野蛮未开化时也不知何为礼——礼是圣人智慧创造出的规则。”卫希颜道，“但在圣人之前，万物就存在，有他们共同遵循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道’。一切众生，无论人类、动物还是草木，都必须遵循的同一个道。”
赵昚和朝臣都竖起了耳朵。
胡寅、朱松、张九成等反战官员顿时警惕起来。
卫希颜出身道门，常说自己不通儒学经术，但她与儒官的言辩却极其犀利，深谙兵法之要，擅于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又行兵家诡道，时不时设个语言陷阱，让你跳进去犹不自知，还惯用“道”砸人——胡寅等人一听她言“道”字，浑身都警觉了。
不过，他们自负儒家重礼不重战，这回不会让卫希颜诡辩过去。
“可是生老病死？”礼部参政陈子卿问道。
卫希颜道：“生死之道，乃天地大道，众生皆无可避，但非是华夷之辨的关节。”她的意思意明确，这个众生共同遵循的道就是区分华夷的道。
胡寅、朱松、张九成、曾几等人狐疑地互相看了一眼，脸色都凝重起来了，这话听起来狂妄，竟是要定义华夷之辨了，但是他们与卫希颜同朝为臣十几年，深知她一向言不出则已，一出必求中的，没有把握，不会将话说满。
“那是何道？”陈子卿继续做着问话的角色。
卫希颜目光掠视众臣一圈，沉缓肃重的声音在殿内响起：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大殿一下寂然。
君臣都在细细咀嚼着这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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