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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
胡宏等反战派学者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赵昚目光有些古怪地瞥了卫希颜一眼，陛下那眼色就似在说“你后院起火了”。
卫希颜的表情仍是天光云影的柔和，眸光温润，唇边漾着微微笑意。
皇帝陛下撇过眼去：情啊爱的真可怕。
陛下私心觉得可以对皇后更好一点：伴侣，一生之伴。齐家之后，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
卫希颜此时想起名可秀曾经说的：天下观与国族观。
儒家是天下观，这源自于《易》的思想。
《易》是天、地、人之道，讲“共生长存”——“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非以人为中心。故《易》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所以，儒家讲“协和万邦”，讲天人和谐。
故而儒家治世强国，讲的是内部发展而不是侵略扩张，讲的是自我稳定而不是将危机转嫁到外国。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没有侵略扩张，除非是抵御外族的侵扰，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而唯一的例外，正是来自于“生物本能”文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才出现。
与天下观对立的，就是国族观：以一国、一个民族为中心。
西方及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是国族观，虽然也讲“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但都是推行国家利益。不是儒家所追求的仁德光耀四方，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名可秀在大量阅读了秘书省国译馆与凤凰书院译书楼翻译出来的来自于大食智慧宫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后，就评论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是“国族观”。
她对卫希颜道：文明与地域很有关系。
——泰西之地国邦多，而地狭、资源少，国强必是求诸于外而非求诸于己，“物竞天择”的自然掠夺性必然造成国族观。
故，一方面中国要讲修睦邻邦，协和天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强大，才不会为国族观的文明侵蚀。
她在讲经台上宣讲道：“王道于邦，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然人性有私欲，道德有高低。吾中国之民，久沐圣贤德化，以道为治，仁礼为宪，故人心向善，讲信修睦。外邦之国，无我儒家之光辉洒照，文明深陷生物相竞之天理。其性，欲，恶也。唯以一国、一族之利，而不忌天人之和道。”
名可秀的声音断然铿锵，“人之恶尚存，则霸道不可弃。平天下之‘平’，有静亦有动。静者，仁礼渗透；动者，戈以止暴，平衡利益。”
兵戈是用来止暴，而非用来争利。止暴之后，就是平利，要将所得的利益在该邦之民和中国之间进行平衡。
名可秀为什么反对卫希颜提出的殖民经济？因为“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到一家，中到一国，大到天下，均是此理”。
殖民经济就是掠夺，以他国之资源蓄本国之富。
在卫希颜那个时空，有所谓的“甘蔗之国”、“棉花之国”、“橡胶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而是殖民经济留下的毒瘤，让这些国家被迫形成了单一的经济体系——这对国家发展经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分化，那肯定是不稳定的根源。放大到世界也一样，国与国之间贫富分化，世界不可能和谐稳定。单从自然环境讲，那些贫穷的国家因为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难道不会影响其他洲和其他国家？只靠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能把地球治理好？填了你整个国家也治不好，何况还没那么高风亮节。所以，殖民经济的最后，是苦果大家一起吞。
一个平天下的“平”字，道尽了深奥的道理。
平，不是平均，是平衡。
卫希颜深受教益。
这个万物和谐的思想应该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高文明。而人权，民主，也仅仅是以人类为中心。在人类克了自然后，就被自然反克了。
所以，儒家致“天下太平”的平，是有着平衡之意。只有平衡了，才能稳定。
名可秀道：“儒家仁道，固非天下之共道。致天下太平之德，固非天下之共德。九洲四海，邦国无数。以道为治者，唯吾华夏。王道之仁治，必使中国盛世。然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也必使中国国民之性不堪于外患。外邦以‘形而下之器’为治，虽道德不修，物力军力却可大增。中国若不兼修‘形而下之器’，徒以道德，何以挡刀枪？可与侵略之国谈仁义？可以钱帛买和平？——靖康之耻，前车之鉴！”
朱跸、金安节、王纲中、郑刚中等人听到这里，都微微点头。
“周之弱，方有春秋，王道不存。晋之弱，方有五胡乱华，仁道不存。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华夏君子之国也，当奋而不缀，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唯自强不息，方可王道如光，永远辉映，照耀万邦。”
台下陡然响起热烈掌声。
学子们激动得脸色潮红，眼睛放亮如有光芒。
“讲得太好了！”
“天行健，道强不息。”
“形而上下，不可或弃。”
“铿！”谯定抬手敲了下铜钟。
殿内立时安静下来。
谯定向名可秀微一颔首，示意其继续。
台上一些学者们在心里默默记录着要点，准备在名可秀阐论之后再发起辩驳。
名可秀的声音清润自信，说道：“吾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道之高也，泽被四方。道之终及，天下太平。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格物，致知，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世界性的责任，平天下，不是一句空言教化的口号，而是要去践履躬行。
“孟子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若夫中国如中央，外邦如诸侯，中国固不可恃威强凌诸邦，横行霸道，然则以道平天下，此为儒家践履躬行之务也。”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干旱水涝（指人治不修破坏天地人造成灾难不止），那就改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