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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一个因为变法而党争的背景下，王安石和司马光在阿云案上针锋相对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就是真相啊。”卫希颜轻嗤一声，她还以为司马光这些人很有法律精神呢，原来并非如此，不过是借助维护法律的至高地位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罢了。
学子们静了一下，跟着流露出类似于“哦”的表情。
化学科的学子眼神刷然亮了：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呀，果然真理用到哪里都是真理！
有些纯粹做学问的学者也流露出恍然的表情。
一些记者心中喟叹：这就是高屋建瓴啊，站的高度不同，触及问题的本质自然就深得多了。
那么，只有名可秀看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很多精于政治的都能看明白，只不过对于阿云案来说，维“礼”和维“法”才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争议，至于后面牵扯的新旧党争则是不重要的因素。
当然，名可秀不是这样的看法。
她继续论道：“正因牵扯进了新旧两党的变法之争，无论荆公派还是温公派，在对待阿云案的论罪判决上，都并非出于不偏不倚，而是维护各自一方的利益。那么，变法派是维护谁的利益？反对变法派又是维护谁的利益？”
一些学者皱起了眉，认为名可秀已经论偏了主题——新旧两党之争的利益派系，这与阿云案，或者说如今的阿湖案有关吗？
但是也没有学者去打断她的话，出于谨慎，还是要再听一听的。而且，他们也要想知道，名可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底是想论出什么来。
便听名可秀道：“新党变法，是因神宗时期国家财政已经窘困，希望变法以富国、强兵。且不论新法因为施行不当或脱离实际对底层百姓造成的损害，单从新法的条款内容来看，是要抑制和削减官户和上等户的利益，譬如清丈田亩，按田定税——对此损害最大的就是兼并土地多的官户和地方豪户。同时新法又适当减轻了一些底层百姓的负担，而这个减轻的负担平摊在了中上等户身上。故，旧党反对变法，因为变法‘掠民之财以富国’，损害了‘民’的利益。”
名可秀顿了一顿，问：“这个旧党维护的‘民’的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呢？”
“熙宁四年，神宗询问三朝元老、枢密使文潞公（文彦博）变法之事。文潞公反对变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潞公答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名可秀引述了大宋国史馆修撰的《神宗实录》里面的这段对话记录。
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是指普通百姓，而是士大夫阶层。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
卫希颜忽然一笑，她想起了与名可秀的一段论话。
赵昚侧眉看她，以目光询问。
卫希颜便用白话，语气揶揄地给皇帝诠释这段实录：“文彦博回答说，皇帝陛下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来取悦普通老百姓吗？陛下你别天真了。执行政策的权力掌握在士大夫手里，他们会愿意执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吗？陛下你这是要撬统治者上层的墙砖吗？哦，他们还掌握了笔杆子，分分钟把你写成昏君。神宗的神谥号怎么得来的？——大臣表示说，皇帝陛下，你变法是犯神经哟。”
赵昚嘴角都抽了。
暖阁里服侍的两名内侍低垂着头，使劲憋着笑，他们均想起官家在御书房说过的打趣话：国师阁下还有什么话是不敢说的吗？
赵昚脸色凝重起来。
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那千万庶民又如何？难道仁政只是为士而施吗？若只为士，必然损及庶民的利益；但为庶民利益故，占据国家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又会不稳。应该怎样平衡呢？
赵昚用到了一个“平”字。
自从听了名可秀的王霸二道后，赵昚就喜欢用“平”这个字。
他微微倾侧了一下耳朵，仿佛这样就能听得更清晰些。事实上，在四周都铺设了传音管的暖阁内，不需要这么做。而皇帝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名可秀观点的倚重，或者说，年轻的皇帝陛下还没有意识到名可秀的观点对他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台上台下的学者们脸色也凝肃了。
名可秀指出的，是一个士与庶的利益对立。
这是关乎到两个阶层。
名可秀发出三问：“《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何为民？孔子曰：仁民。——何为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为民？”
她道：“君之下，有二民：一曰士，一曰庶。士者，文明智慧精英也，无士不足以为国。庶者，水也。无水，士无以活。”
名可秀这里的“士”，是指士大夫和有品级的官员这个阶层，没有包括城市和乡村的上等户庶民——简单地讲，就是商富和地主。在这个时代，商富和地主只能算有钱人，不能算入精英阶层。
名可秀道：“若将天下的利益喻为一张饼，这张饼就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士大夫与权贵，一块是普通百姓。士大夫与权贵占了大头，若还要占下去，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利益，国家就会不稳。若是做适当的忍让，普通百姓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士大夫与权贵能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能力，有知识，有眼光智慧，还有勇气等诸因素，是天下人的精英。虽然，这整个阶层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无能力者，也有不少败类和小人，但总体而论，是天下的精英。他们掌握着天下最多的知识，掌握了天下最多的权力，占据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天下可以说是大部分是他们的天下。皇帝也必须依靠这个精英阶层来治理国家。
“是以，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阶层做出更多的退让。”
殿内的人都微微点头。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精英阶层。
名可秀又说道：“这块大饼只分两块，没计入皇帝。因为皇帝是执天下，左右平衡，不计入利益。如果皇帝也参与到分饼中，那就不是执天下，而是执皇家。”
学者们纷纷点头，这个观点他们是认可的。
赵昚流露出深思的表情。如今，两府的政务皇帝已经很少直接插手，但是御史台、廉政台、监法院这三个监督百官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礼记》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