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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穷理？二程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认为孔孟是掌握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孔孟之道”——当然这是大多数儒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这么认为，比如陈抟、苏澹这种传承自然易道的，就只将孔孟当成掌握了一部分大道的圣人，譬如老子、庄子，墨子等，他们认为也都掌握了一部分大道，总之一句话：“孔孟不是唯一，易之道才是天地大道。”
因此，二程认为的格物穷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孔孟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仅是修身齐家，那倒无妨。因为圣人是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儒家是入世的，是要治国平天下的，是要解决人世间产生的种种实际问题的，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
像卫希颜这种不做学问的都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代，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说现代，就是放在宋朝来看，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怎么行得通呢？
名可秀认为，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然后照搬。
这怎么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观，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源自于陈抟的《无极图》——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
然而“太极”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否则，修“太极”大道的人那么多，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正因为“太极”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脱离“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讲，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极”大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人就是“太极”“阴阳”的产物呀。
所以，二程将“理”着落在“太极”这个“高大上”的世界观上，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道二教的实用主义。
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作为宗教，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养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来治国。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开放的，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闭主义。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学到最后，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从儒经中去“格”出治国的道理——这怎么可能呢？
稻谷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农具、水车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
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切合实际。
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中庸》，“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作者有话要说：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稷下论学（十）
二程的洛学想将人人都养成圣人；从道德教化来讲；这个目标定得没错。
但是，没有考虑到人性。
名可秀认为，必须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
《中庸》的第一句话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性的来源，自然的禀赋；这个就是“性”。
这个“性”就是天性。
人的天性是纯净的，就如一张白纸，可以说是至真；因为没有虚假；可以说是至善；因为没有邪恶；可以说是至美，因为没有不美。
所以，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干净的。
名可秀认同孔子的看法。
那么人性呢？
孔子之后的儒家在“人性”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孟子派，认为：人性本来是至善的，不坏的；坏是后天搞坏的。另一派则是荀子派，认为人性是恶的。
二程是性善派，从性善派的这个思想来看《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是本来干净的、纯洁的、善良的、无私的，总而言之，至真、至善、至美。这种解释不算错，但是，错在将这个“天性”等同于“人性”。
于是，孟子等儒家讲天人合一，其中之一就是将天性和人性等同，认为：人性后来出现恶，就是脱离了天性，所以要修道德，就是要回归天性，故谓“天人合一”。
在这一点上，名可秀可以说与孟子性善派的儒家——包括二程在内——就有了分歧。
她论讲时道：人的天性是干净的，因为干净，所以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以是纯真的善良，也可以是纯真的残忍。就如天道，视万物都如刍狗：可以说它是至仁——对万物一视同仁；也可以说它是至不仁——视人如刍狗。
所以，人的自然禀性如天道，故曰“天性”。
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必要具有人性。
而人性，天然的带了自私的一面。因为是人性，对草木动物就不可能如人一样。比如为了保护树木的生命，而不允许穷苦百姓伐木为薪，这可以叫作有天性，但是不讲人性了。
儒家如果不承认人性的私，硬要将人性还原成天性，那么天性之下，万物皆同，人类你不能去杀猛兽啊，那与天性相悖啊，恐怕人类没法生存了。人人都飞升成为天道吗？或者大家都成为割肉饲鹰的佛祖？
学子们都笑起来。
“让人们都回到这样的天性，可能吗？”名可秀问。
学子们纷纷摇头。
况且，天性也不是那么好的——名可秀举例道：婴儿饿了张嘴就要吃，它不会克制，也不会体恤母亲有没有奶，因为这是出自身体本能的自然禀性，这是天性。只有后天教以人性，“它”才会成为“他”，知道什么是体恤，什么是孝道，也才成为了人。
因此，如果在人性和天性上立论不正确，将人性等同于天性，也就是说世界观已经错了，后面阐发出的方法论也只会把人引向谬路——一条不可能达到终点的谬途。
那么，什么是“率性之谓道”呢？
名可秀继续往下讲。
“率”读“索”音，古字义是“直”。“率性”就是直道而行，不歪曲。直，也是直心。什么是直心？就是没有加坏的观念污染的，是纯洁的、天然的，这个就是道。依从人性中的至善之心而行，这就是道。
《三字经》中首句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是指人性，不是指天性。
我们讲性无善恶论，是指天性。天性是自然禀性，干净的。可以说天性是至善的，因为没有恶；也可以说天性是无善的，因为没有善的概念。
但是身为人，人性之初是至善的。因为这是人类最初的美好，也是人性能够构建的基石。所以，人之初，必须善——这是人性的要求。
故，《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意思就是：不加上后天的心思，不加上后天的染污，直道而行，这就合于道了。也就是合于人性之初的至善了。
但是，人往往不可能做到。
人生下来，有后天家庭的教育影响，有亲戚朋友的影响，有身边环境的不良影响，有社会风气的影响，等等，心思龌龊了、脏了，或者歪了。这就必须把它纠正过来，故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它改过来，所以《中庸》说“修道之谓教”。
这个“教”是教育的教。“教”者，古字义是效法的“效”。“效”也是“学”的意思，学习的学，跟着来学，谓之教化。所以修道就是教育的目的。之所以人同一切众生、一切禽兽、一切生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教育、有文化，可以把坏的一面修正、改过来。
这就是《中庸》开篇三句话的大义。
知道了天性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性。知道了人性之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道——以人为中心、人道为中心。知道了什么是道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修道——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就是“修道之谓教”。
名可秀可以说将“天性”和“人性”阐述得很明白了。世界观也就很清晰了。大家修道德，不是要回归到婴儿般干净的“天性”状态——这样的状态是视万物同仁的圣者才能做到，普通人要修的是人道，就是要洗涤后天沾染上的人性中的污秽，尽量回归到人性之初的本善。
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少些私欲恶念，多些与人为善。
这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要你做圣人，但是要做一个善人。
这有多难呢？
与父母善，然后与兄弟姊妹善，然后与亲戚善，与朋友善，与他人善，与国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为善”，那么道德社会就可以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不讲“至善无私”，她讲的是“去恶念，与人为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