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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叔鱼作为法官贪污受贿，影响司法公正，是明确的司法*；叔向作为公职人员，对其弟叔鱼的*行为并不“互隐”，而是据实数罪并依法论罪，这是“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名可秀论注道，在《左传》里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赞为义直，《论语》里孔子对攘羊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赞为有直，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要据父子案件之轻重和正义酌情处理，或告或隐，当区分处理，把握分寸，以求中道。
名可秀又用《礼记·檀弓》中对“齐家”与“治国”中的“隐”、“犯”的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
什么是“事亲有隐而无犯？”
名可秀解释道：“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几谏就是委婉规劝的意思，所以“隐”亦有微谏之义。
名可秀的这句解释还结合了《论语·里仁》之语：“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这是说，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要和颜悦色地规劝，如父母不从，仍严肃、恭敬、婉转地再劝。“不违”，是不违背社会的规范，即坚持原则，对父母也不能迁就，但又不违子女对父母之礼，故不能太强硬，避免反目成仇。等到父母心情好时，再委婉劝谏。假如父母还不接受，做子女的虽心中忧愁，但没有怨恨。
所以，名可秀一直强调读《论语》这种微言大义的圣贤典籍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割裂来理解肯定是出错的。
她又引用《礼记·内则》对此的诠释：“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悦）则复谏；不说（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
意思是说：反复微谏无效，最后不得已时，也可对父母犯颜直谏。
可见，孔子的“子为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持义谏亲”才是孔子这句话背后的应有之义。
故，“亲亲容隐”是有界线的，有分寸的，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讲“亲亲容隐”。
这个界线，她引用《礼记》中的表达：“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恩掩义”表示以“恩”为主导原则，但并不完全排斥“义”的原则，“义断恩”则表示以“义”为原则而摒弃“恩”的原则。
那什么是“门内”，什么是“门外”呢？
她引用郑玄注解的《礼记》中语道：“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
这就是说，在政治公共领域与事务中，以“义”为原则，在家庭私人领域与事务中，注重亲恩的护持。
简单地讲，如果你的父亲是平头老百姓，强占了别人的钱，你私下里偿还就是了，不要举告损了你们父子间的亲情，法律也允许你有“亲属作证豁免权”；但是，如果你的父亲是官员，你自己也是廉政官员，你的父亲贪污了，那你就必须如同叔向处置他的弟弟叔鱼一样，这个时候不讲“亲亲相隐”，你必须举证你父亲的罪，不能拥有“亲属作证豁免权”。
这就是中庸精神，它维护人情伦理的“礼”，但不能过，要有分寸；同样，它维护人间的“法”，但也不能过，过了就违背了仁义。
名可秀又论，儒家的“孝”，事实上包含了不能陷亲人于不仁不义的内涵。
《论语·为政》道：“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问孝，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对这段话论注：
无违，不违背什么呢？不违背礼，不是不违背父母的一切意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语：“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故，爱父母，孝顺父母，不是一切都听从父母，不是满足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在听从父母的话、满足父母的意愿时，以社会公认的尺度、法则、规矩、规范来办事。如果父母让子女做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即陷父母于不仁不义。父母活着的时候，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来安葬、祭祀他们。这是“孝”的本意。
她也引用了这段论注来总结孔子的“亲亲容隐”，按卫希颜的理解，有三点：其一，“亲亲容隐”之“隐”是隐默之义，是知而不言的不作为性，而非窝藏、包庇之义；其二，“亲亲容隐”有界限，即只限于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社会公认的规范、原则；其三，“亲亲容隐”是不对外人或官府宣扬或告发其亲的过失，但“隐”亦要求家庭成员之间以公义来相互教育、帮助、规劝、批评。
名可秀的论注，就将孔子的“父子为隐”阐发得令人清楚而不感到困惑了。虽然儒学界争论得很厉害，认为父子人伦是大礼，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隐”，但名可秀的论注得到了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赞同。这就好比“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都尽孝吗？那国家怎么办？也有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名可秀论注得有道理，因为《集注》里引用的论证之语不是名可秀主观臆造的，都是可以找到圣贤之语的出处的，更何况，孔子以《易经》为诸经之首，肯定不会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走极端。
现在，名可秀在稷下讲《中庸》，论起“父为子纲”时，以“亲亲容隐”为例，阐论道如果父亲不仁不义，则不能为子之纲，因为这样的纲会败坏社会的风气，危害天下大矣。不能以小家害大家。这是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你自己在家里修心可以讲人情，但你出来当官，就不能只讲自家的人情。只讲自家的人情，你不要当官。为官，是公职，公职就意味着担负了公义的责任。
再观《论语集注》释父子为隐时，其中就有对官员亲隐的论注：“官，古字之义，以冖覆众，治众之意也。故官者，为公职。公职者，民供也。比之庶民有权有利，故须承负比庶民更高的责任和公义，此亦为‘公平’之义也。”
不想尽公义？行啊，摘去你的官帽子。不当官，没有享受到权和权带来的利益，那就不要求你承担维护世间秩序的责任了。你父亲杀了人，你可以不作证，法律容许你“不言”，但是你阻碍办案，销毁证据，那就不行了，这就触犯了法律，不是“容隐”的范围。
据说当年已致仕的大理寺参政谢如意看到《论语集注》的这一段时，失态下跳了起来，背着手转了好几圈，然后给名可秀写了一封长信，就礼与法探讨观点。《宋刑统》中有关“亲亲容隐”律条的增加条款就是在这位刑律界宿老的大力推动下完成。
名可秀这回在稷下讲中庸，将父子的纲常讲得更进一步，无论你何种情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持私过分而无“中节”，则小家和、天下不和，然则天下的秩序破坏了，小家又能和吗？
她又讲君臣之道，“君为臣纲”。君要有君的仁德，才能成为臣忠诚的纲。如夏桀、商纣，失了君之仁德，屡谏而无改止，则臣以之为纲，就失了天下的大仁。所以，君要有君的分寸，臣要有臣的分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臣相和，天下就太平了。
又论夫妻之道，“夫为妻纲”。
作者有话要说：这章讲亲亲容隐比较多。
貌似以前有同学专门评论这个，嗯，算是在这里做个回应吧。
当前法律界对这个问题争论得也蛮厉害的。
某西的看法，基本就在文中了。
现实中来讲，大家都不愿意举报自己犯了法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亲人伤害自己另一个亲人，是否举报这又另论。）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亲亲相隐”而伤害到其他人，甚至为了包庇亲人而陷害其他无辜的人，这就不能用人之常情去理解了。
现在很多贪官将子女送到国外，贪的钱也是为了子女读书——子女要为父亲隐瞒贪污之罪，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公义来讲，大家都是不认同的。不过，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轮到自己身上了，估计也够痛苦。咳，根源来讲，还是别贪。人处身不正，到时家人痛苦，也只能说是自找的。
☆、稷下盛会（十二）
“夫为妻纲”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董仲舒。
董仲舒说天道“重阳不重阴”、贵阳贱阴；由此得出他的阴阳学说；有道：“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人类社会之君臣尊卑、男女贵贱等亦皆统于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于是，董仲舒得出“君、父、夫为尊；臣、子、妻为卑”，提出了三纲。
苏澹曾经在《国学论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很直白：《驳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宗；在儒经上的造诣十分深厚；但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来自于邹衍等先秦阴阳学派；还受到了汉代黄老思想的影响；对易学的研究算不上大家。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历代都遭到一些易学大家，尤其是自然派易学家的批评，但因董氏在“儒学独尊”上的卓越地位，再加上“贵阳贱阴”已经成了统治思想，这些持异议的易学家们只能私下批驳几句，但掀不起潮流——也没有哪个易学家有这个能力与天下的主流思想对抗。
但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大宋与大周南北对峙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国家空前的强大，社会空前的安定，商贸空前的繁荣，文化科技空前的发展，思想空前的活跃，而学术思想的自由比之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也不遑多让，各种学派、各种学术——只要你不是歪门邪道，都允许你有发表的机会，报纸和各种学刊的出现，给了它们发表的舞台，稷下学宫的创建，又使学术思想的舞台变得空前广阔。
苏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这样的学术氛围背景下，开始了对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的批判。
作为自然派的易学大宗，苏澹对于董仲舒这种“不学无术”的阴阳五行论很是翻白眼，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驳他是“牵强附会阴阳五行，不懂易道，不通太极”——说出了很多自然派易学家的心声，尤其是道教的许多高道，立即对苏大学士表态支持：老早想批这董老头了，害得咱们教真传弟子修道说阴阳五行要平衡费了多少口舌！
苏澹在文章中说，学《易》的都知道，阴阳是从太极中化出来的。之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人体直接体现了阴阳五行。就阴阳来讲，每个人的体内都有阴阳二气，有的人阳盛，有的人阴盛，通常表现为男子阳气为多，女子阴气为多。若一个人体内只有单阴或单阳，那肯定不是活人了。医家都知道，有阳亢和阴虚这两种病，就是阴阳不调引起的，阴阳不调到极致，那就等死吧。
所以，董氏你怎么讲天道“重阳不重阴”呢？天道向来是公平的，怎么会贵阳而贱阴呢？况且，在易卦中，阴阳是转化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按你阳贵阴贱的说法，那就是贵可转化为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