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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中庸》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与“用”，也就是“中”与“和”。
这两者要合起来，不能分开，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中”与达道的“和”相平衡，那么儒家说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就实现了。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族、国家、阶层、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
“进化”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说天下之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故称之为进化之阶级，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不是后世生物进化的意思。名可秀在这里讲到“共进化”当然也不是生物进化的意思，而是指万物的组织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比如国家政体的进化，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像现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柴鉊、柴赟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或者说，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们的子女在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名雷的胜负结果，还在遥远的将来。
孔子在《论语》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达到了“致中和”，就能成圣人了。
但是，名可秀讲“中、庸”，是要给天下读书人、乃至普通人讲出一个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楼阁。太高太远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虚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当然，上去的层次是有高低的。比较高的层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司马光、周敦颐、张载这样的，那就是道德典范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下一层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颢、程颐，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诚意正心和心怀大仁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杨时、尹焞、胡安国、邵伯温、谯定等人都是。在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养上，都是值得读书人学习的——“稷下学者”资格，首先是评德，再评学问，即使学者们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总体上论，还是堪为人师表的，夫子们也不是完人呐。
这样从下到上建起层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标范人物，这样大家修心养性的道德目标就有了，也不觉得崇高遥远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将“中、庸”这条修心养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级：从山脚到山巅，有九十九级。
山巅是大德之人和圣人才能登顶处。贤人可到达山巅之下八十级处。君子可到达六十级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临四五十级处，从这里观山下也是好风景。
名可秀讲，登不上山顶不可耻！——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可耻的是那些一步不动、甘心躺在山脚下的人！——以利己为荣，以不讲道德为荣。
更可耻的是那些自己在山脚下，却嘲笑轻装上山的人！——嘲笑克制私欲的人是傻子。
尤其可耻的是，自己躺在山脚、还要把别人拉在山脚的人！——用利欲诱使别人一起堕落。
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名可秀的论述下，圣人至高无上的中庸道德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每个人都能做到“中节”而“用”，然后持续不懈地修心养性，“往山上攀登”，就能成为更高的有德者。
鼓声敲响，第六日的上午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全场起立，恭送台上的稷下学者们先行离场。
午膳和短暂的休息后，下午场开始了。
因为明日就是论辩时间，名可秀没有时间多讲中庸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以五句为总纲，综论中庸精神。
一篇《中庸》三千五百多字，名可秀要用一个总纲、十几个字来简化中庸，让人们一读中庸，就先想到这十几个字，然后就有了纲绳了，思路清晰了，理解了这十几个字，就把握到了中庸的精髓了，而不会从根本思想上对中庸产生谬解。至于文中每个文句的理解，那就要细读《中庸正义》了。即使个别文句理解错了，或者理解不到深义，也不要紧，有这个总纲在，就等于世界观正确了，方法论也对了，那么道路的方向就不会错，至于在路上摔倒、跌跤，磕得头破血流什么的，那就是某些文句没有理解透彻，摔一摔就好了，磕痛了就知道“改而止”了。
名可秀将这五句总纲作为中庸精神，其中包涵了修心养性、齐家、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也包含儒家治学、为学的思想观，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她讲的第一句是：率（suǒ）性谓道。
这中《中庸》开篇的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名可秀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承认人性的至善和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私。一方面要以修至善为目标，克制私欲，减少恶，与人为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人性中有私和*，这些私和*只要不泛滥，就并不是恶的。因为有*，所以人类要进步，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等等。
这个就是名可秀为中庸立下的世界观。她之前已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专门阐发这个世界观，在论总纲就不再详论。
接着说第二句：中（zhòng）节致和。
“中节”已经讲过，“中”和“庸”都要“发而皆中节”，就是要做到有分寸，中用。
《中庸》里讲怎么用“中、庸”治国呢，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拿着“过”和“不及”的两个极端，仔细审度，选择那适合中庸的道理，给百姓做榜样，这就是他为人处世和治国的高明。
所以二程讲“中是不偏”，也即不偏不倚，表示既不“过”，也不是“不及”，用这个意思在这里表述是可以的。但是，不偏不倚容易让人误解为走中端，或者让人误解为平均，这就谬误了。
我们讲治国有阶层，精英阶层掌握了知识和权力，承担着智慧的传承和文化进化的责任，所以要占据多一些的利益，庶民则占据少一些的利益，这就是“执中”，利益要平衡，而不是从利益中间各一切，大家均分。均分，就是使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得到一样的利益，这样执了平均这个极端了，不是用中。
所以，“中、庸”在治国的方法上也是讲分寸。
精英阶层占的利益要多一些，但是不能过分，过分了，庶民阶层没活路了，国家也要乱。
治平天下同样如此。
大宋可以帮助外邦推翻苛政，同时得到合适的利益——这是应当的，大宋出力要得到补偿，白出力这对国内百姓就不公平了，因为耗费了国内的资源。如果长期做这种帮助外邦的无偿好事，就是削弱自己的国力，对自己有国家和国民不仁。但是，我们取的这个利益不能过分，过分了，正义的战争就变成了不正义，利益拿取过分也会造成外邦的人心不稳和经济薄弱，埋下贫富分化的隐患。这就不达到“致中和”了，不是我们平天下的目的。
名可秀道，这个天下太大，九洲四海呀，大宋不可能以一国之力达到“致中和”。我们要保持华夏强大的实力和“中国”的地位，同时也要促进这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国秀、两国秀，只是一木秀、双木秀，达不到万木秀，以及“万物育焉”的境界。
天下，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而我们的眼界，目前只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有没有其他世界呢？我们不知道。或者天空之上有神的世界，或许我们的地球之外，还有神的其他子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方面信神，一方面又不信神，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是不是有一个比现在还要辉煌的文明，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的祖宗，是长眠于地化为了枯骨粉灰，还是处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不知道！
这个答案可能需要我们无数代人去探索，去寻找！
无论答案是实还是虚妄，我们只有自身强大了，“致中和”做到了，我们的世界才会空前强大，不惧一切未知的天外事物——不管它是否真正的存在。
人们一切的畏惧，多半都来源于无知。我们要消除畏惧，就必须打破无知。要打破无知，只有智慧和文明。
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强大，只有文明才能让我们腾飞。或许哪一天，我们会像苍鹰一样，天空也是我们的领地；或许某一天，我们能像鲲鹏一样，扶摇九万里，直上九重天……
这不是空想。很多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只能想象人们能够在江河上行走，但如今，我们早已做到。
圣人的伟大，在于他们的心无穷远，在于他们的眼界无限广阔，他们看见的不是一家一国，不是一个族群，是一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
为什么要致中和？为什么要共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仁，因为圣人们早已看到，这个世界太大，有太多的事不是一家一国，一个族群可以做到。人类的智慧必须集中起来，因为天空的领域太广阔！
殿堂里面安静无声，似乎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这一刻，只有名可秀的声音响在殿堂里，那悠远广袤的声音将所有人都带入了一个恢宏的世界——心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稷下盛会（十五）
名可秀说；我们华夏文明，是这个世界的精英文明。
王霸之辩时她已讲过“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治国；平天下”，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平天下的世界性责任。
而宋周两国作为这个精英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必须以天下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两国的关系。
皇帝听到这里；不由得侧耳。
两国的学者和学子们也都全神贯注；听名可秀怎么解读两国的关系。
名可秀道，从中庸的精神来讲，宋周两国首先要致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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